腐敗的發生，一頭是權力的變質與尋租，一頭是不法分子的“圍獵”與誘惑。腐敗分子的墮落往往有一個發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伸向他們的“圍獵之手”——行賄人，是重要推手之一。在腐敗鏈條中，行賄和受賄都是權力異化的結果，是對法治精神的褻瀆，是對營商環境的破壞，更是對政治生態和社會風氣的嚴重污染。對那些伸向公權力的“圍獵”之手，黨規和國法都予以了重拳出擊。

　　賄賂行為的本質就是權錢交易，行賄誘發受賄，受賄滋生行賄，豈能“受賄落馬，行賄漏網”?“圍獵”現象之所以頻頻出現，除了利益驅動外，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許多行賄人存在著一種僥幸心理，認為反腐敗斗爭的對象主要是受賄者，行賄者只要不是公職人員，就沒什么風險，即便查實了也無需付出太大代價。如果行賄的違法成本過低，行賄人的膽子就會越來越大，行賄之風就越刮越猛。在一段時間內，我國確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著“處理受賄者較多、處理行賄者較少”的情況。針對這種情況，黨的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十九屆中央紀委四次、五次全會連續兩年提出“堅持受賄行賄一起查”，堅決斬斷“圍獵”和甘于被“圍獵”的利益鏈。今年，中央紀委國家監委與中央組織部、中央統戰部、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聯合印發了《關于進一步推進受賄行賄一起查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這是在深刻把握賄賂犯罪生成機理、治理規律的基礎上，做出的一次政策調整，是落實反腐敗“堅持無禁區、全覆蓋、零容忍，堅持重遏制、強高壓、長震懾”要求的具體體現。

　　行賄嚴重污染政治生態，行賄人的糖衣炮彈“殺傷力”和“輻射面”不容小覷。從近些年查處的相關案件來看，行賄人不擇手段“圍獵”黨員干部是當前腐敗增量仍有發生的重要原因。《意見》將黨和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在組織人事領域行賄作為查處重點，深刻反映了行賄問題的政治危害。營造良好政治生態，是全面從嚴治黨的應有之義。政治生態好，人心就順、正氣就足;政治生態不好，就會人心渙散、弊病叢生。在正常的黨內政治生活中，制度規矩嚴格遵守，好的傳統作風得以發揚。嚴厲打擊行賄，就是要提高執紀執法的精準性、有效性，標本兼治，徹底打消行賄人的僥幸心理和投機心態，維護政治生態天朗氣清。

　　行賄換來的“特權”是對公平的踐踏，即使風光一時，終將作繭自縛。只有純潔的政商關系、健康的市場環境，才是激發活力、贏得未來的根本。一家企業要在市場競爭中勝出，靠的是物美價廉的商品、細致入微的服務和持續不斷的技術創新，這是一種正當的、良性的市場競爭。如果有的企業，靠著成功“圍獵”幾個“說了算”的官員而獲取競爭優勢，這將使得市場競爭毫無公平公正可言，最終會形成劣幣驅逐良幣的效應。《意見》提出，紀檢監察機關要與人大機關、政協機關等建立對行賄人的聯合懲戒機制，提高治理行賄的綜合效能，要組織開展對行賄人作出市場準入、資質資格限制等問題進行研究，探索推行行賄人“黑名單”制度。對于行賄人來說，行賄就是一筆生意，前期有投入，后期要回報。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推動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不斷扎緊制度的籠子，嚴厲打擊行賄，就是要砸掉行賄人的“如意算盤”，讓這種“投資”血本無歸。如此，讓權力的歸權力、讓市場的歸市場，才能讓企業在陽光下競爭，讓那些真正老老實實經營、腳踏實地創新的企業獲得應有的商業回報，建立起公平、有序、誠信的市場規則，這樣的市場才能有朝氣和銳氣，才能真正形成創新和創業的土壤。

　　不能把“人情文化”當成行賄的擋箭牌。我們常說，中國是個禮儀之邦，講究人情。講人情本身不是一件壞事，它包含著知恩圖報、重情重義、親厚和睦等美好含義。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也并不是讓政府官員與企業家群體絕緣，而是要在法治框架內保持健康的關系。但行賄受賄已完全蛻化為權錢交易，行賄人挖空心思與受賄人建立起來的親密關系無非是一張遮丑的窗戶紙，是給受賄人慢慢注射的“麻醉劑”，行賄人真正在乎的并不是受賄人，而是受賄人手中的權力。在許多案例中，官員面臨的“圍獵之困”往往就是從“朋友”間的小恩小惠、人情往來開始的，這種建立在特殊目的之上的“朋友圈”，最后往往就會演變成“腐敗圈”。

　　對行賄者進行嚴懲，是理所應當、人心所向，也是反腐敗劍鋒所指。但需要說明的是，受賄行賄一起查，并不等同于這兩種行為同等處理，也絕不意味著限制企業發展，損害企業合法權益。而是要依法依紀依規，統籌運用紀律、法律、行政、經濟等手段，綜合施策，分類處理，在嚴厲打擊行賄行為的同時，既要查清問題，也要保障經營者合法的人身和財產權益，保障企業合法經營。

　　為何有人熱衷于“圍獵”，而有人卻甘于被“圍獵”?說到底，還是利益和欲望在作祟，是因為“走了樣”的權力觀和“繃不緊”的防控線。嚴厲打擊行賄，有利于清除賄賂犯罪的滋生土壤，但根本上，還是要靠領導干部頭腦清醒、嚴于自律，始終繃緊紀律、法律之弦，在行使權力上慎之又慎，在自我約束上嚴之又嚴，不斷自警自勵，提高拒腐防變的意識和能力。(侯日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