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兆時 受訪者供圖

　　“社會上對于打工子弟有些看法，比如認為他們的行為習慣差和知識水平較低。但是這些問題不是打工子弟本身所造成的，大部分是受周圍環(huán)境和后天接受的教育影響。”在北京燕京小天鵝公益學校當了8年校長，燕兆時堅信，如果有外力介入，提供一些更合格的教育，這群孩子馬上就能有巨大的改變。

　　舍棄工程師身份，從志愿者變成“燕校長”

　　2010年前，燕兆時還是一名每周有空才去上課的志愿者，而那年的7月，老校長不堪重負，最終還是離開了學校，把裝滿200多個北京打工子弟的學校留給了燕兆時。就這樣，舍棄18年的工程師身份，自掏腰包，志愿者“燕老師”成了全職“燕校長”。

　　8年來，“小天鵝”的學生從200人增長到過500人，現(xiàn)在維持在300人左右;專職教師原先有將近30人，如今則有15人，位于城郊接合部打工子弟學校因種種原因時常面臨關(guān)閉。對此 ，燕兆時6月27日告訴澎湃新聞，“有困難不意味著不存在，今天它風雨飄搖，以后還會風雨飄搖。我認為這個學校能活下去的唯一原因就是國家、社會和民眾都需要它。讓孩子上學，比讓他們在大馬路上亂跑好。”

　　據(jù)燕兆時介紹，接手學校的第一年，自己墊了20萬再加上學生的學費才撐起來，到了2012年后，陸續(xù)有一些社會捐贈，收支才逐漸持平。他說，比起最初接手學校的狀態(tài)，現(xiàn)在自己的心態(tài)平和了很多，“(現(xiàn)在)更多地是看事情的本質(zhì)，像教書這件事，本質(zhì)是喜好、三觀，技術(shù)上的東西是第二位的。”談到8年間為了讓學校“活下來”所必需面對的苦與無奈，燕兆時幾乎是回避的，他更愿意談對這群打工子弟的進行啟發(fā)式教育的探討，對他們的父母進行教育的必要，而“不穩(wěn)定”“教師流失”“倒貼辦學”等就成了燕兆時口中的“吃小虧”。

　　他說，對打工子女的教育“實際上是足夠重要的”。但燕兆時認為，社會對這件事的關(guān)注度和支持力度還比較缺乏。“對于給這些孩子以合格的教育，所有的人都覺得是應(yīng)該做的，但是我周圍的人，只有我媽媽支持我去做，其他的親戚朋友他們認為，這個事情是應(yīng)該做的，但為什么要你去做?”

　　對此，他無奈卻仍然堅定，“我不會自己主動去把這個學校關(guān)了，要不這個學校就一直存在，要不孩子都有了去向。我不可能把這事做一半。”

　　“燕校長是一位非常有責任感，很務(wù)實的人。”2011年，大學畢業(yè)后不久，王慶雅來到“小天鵝”，成為為數(shù)不多的教師之一，見證了燕兆時與學校的一路風雨。“他完全可以有更好的工作，過更好的生活，但就是為了這樣一個群體，懷著一份責任，就選擇堅持下來。”王慶雅說道。

　　改變父母思維方式，扭轉(zhuǎn)下一代命運

　　五六環(huán)以外的北京，聚集了大量的打工者、暫住者、村民。在學校教學之外，燕兆時也常在他們中間穿梭走動。8年時間，他還發(fā)現(xiàn)了一件“要命的事”。

　　“他們(打工子弟家長)很多人其實是不了解社會的，在很多問題上的處理方式、態(tài)度不對。”燕兆時認為，家庭環(huán)境是學生成長最主要的環(huán)境之一，對孩子的后天發(fā)展至關(guān)重要。燕兆時說，農(nóng)民工二代、三代的思維方式傳承，如果沒有外界的干預(yù)，沒有人嘗試改變其父母的思維方式，很多人以及他們的下一代可能根本無法扭轉(zhuǎn)自己的命運。

　　“說農(nóng)民工、打工子弟融不進社會，不是意味著表層的東西融不進來，它有一些更為深刻的事物，包括理念、觀念等。”燕兆時解釋。

　　對此，王慶雅有切身的感受。“小時候，我是留守兒童，而我弟弟跟著爸媽到了北京，成了打工子弟。”她同樣看到，家庭的教育不可缺少。

　　“所有的孩子生下來都是一樣的，之后是看家庭給予什么樣的教育，但這些孩子的教育不只是父母的責任，還包括社會、國家能給予什么樣的教育，這決定了孩子能成長為什么樣的人。”王慶雅說。

　　與學校進退8年，燕兆時頭上黑發(fā)快壓不住白發(fā)。知天命的年齡，燕兆時也“認命了”。他笑著說道：“有一種說法，人來到這個地球是來休假的，我說我是來出差的，休假這個事情就不要考慮了。可能這就是天命，無窮無盡的事情。”

　　【對話】

　　澎湃新聞：八年來，學校的情況怎么樣，有哪些變化?

　　燕兆時：學生數(shù)量上，搬過來是200多，后來一直在500多，現(xiàn)在基本在300多。師資有流失，但也會有新的人來。流失最嚴重的一個節(jié)點就是老師結(jié)婚以后生了孩子，因為他們得直面家庭問題，我們給予的工資，無法讓他們在城市立足。

　　澎湃新聞：怎么吸引老師到這里來教書的?

　　燕兆時：教書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給窮人以適合他們的教育是更重要的事情。很多老師來，是因為這個事情的重要性吸引了他們。

　　這個國家光靠精英教育或者光靠城市教育也可以支撐起來，但是一定會有巨大的問題。

　　大家之所以會問“你為什么來這”，實際上，就是覺得不如找一個掙錢多的地方。比如，去年北京市有個低年級的數(shù)學競賽，第二名和第九名都是我們學校的。如果培養(yǎng)這些孩子的老師去別的學校教書，收入一定更為可觀。但實際上，對打工子弟的教育乃至貧困人口的教育也是很重要的，應(yīng)該有一些精英人物去教窮人。

　　澎湃新聞：有沒有遇到感覺矛盾和無奈的事?

　　燕兆時：肯定是有很多的，包括現(xiàn)在其實也有很多無奈。我認為這個群體特別需要外界力量介入。因為他們的問題不僅僅是學生，也包括家長。任何的一個小孩的成長，都需要大人的引導(dǎo)，家庭環(huán)境對孩子的成長至關(guān)重要。

　　要生活得好，不是僅僅靠努力就可以，要了解社會，應(yīng)對社會，跟社會打交道，融入社會。他們(家長)很多人其實是不了解社會的，在很多問題上的處理方式、態(tài)度不對。比如，蚊帳是應(yīng)該夏天掛的，但是偶爾11、12月份家里可能出現(xiàn)蚊子，這時候即使孩子提出掛蚊帳也會被否定，家長認為時間不對，他們判斷是否掛蚊帳，不是因為有沒有蚊子，還要看時間。他們的記憶性思維，從眾心理非常嚴重，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和思維方式。

　　學校存在不是因為有我們，而是因為有學生要上學。實際上，主要有三點，第一，國家希望它存在，第二，社會希望它存在，第三，民眾希望它存在。這個學校能活下來，一定是這三點的一個匯聚。孩子應(yīng)該讀書，在這里讀書比在大馬路上跑好。

　　澎湃新聞：當校長之后，你的心態(tài)有哪些變化?

　　燕兆時：至少在很多事情上有所平和。換句話說，能更多地看一個事情的本質(zhì)，就包括這個教書，教書的本質(zhì)是喜好、三觀，技術(shù)上的東西是第二位的。

　　澎湃新聞：你曾說：“真正深入一件事情，會看到越來越多的問題，只看表面，才會覺得事情很簡單。”8年里，你對打工子弟群體有了哪些更深入的了解?

　　燕兆時：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深刻的變化過程。比如，當年我來支教的時候，覺得我理科學得還可以，希望能讓他們對數(shù)學或理科感興趣，以后在這方面成績好一點。后來接手了學校，更多想著我們能做的事情。數(shù)學、語文、英語等實際類似于一門技術(shù)。但很多事情光靠技術(shù)是不行的，技術(shù)也是建立在一些東西的基礎(chǔ)之上。比如，要造飛機，得有一個工業(yè)體系，給你圖紙和技術(shù)人員，你就能造出飛機。你得有工業(yè)體系，有管理體系和人員等。

　　反映到教學生層面，實際上，數(shù)學語文等也是基于一個體系之上。比如，孩子的行為習慣、知識，他們對社會的了解，三觀、喜好，這些是一些更基礎(chǔ)的東西。如果沒有這些東西，數(shù)學、外語也可以教，但是會產(chǎn)生很多問題。

　　為什么會有人說這些孩子融不進社會?融不進社會，不是意味著表層的東西融不進來，它有一些更為深刻的事物，包括理念、觀念等。

　　澎湃新聞：現(xiàn)在對打工子女的教育有哪些期盼?

　　燕兆時：我希望大家能看到這些孩子。我認為，打工子弟學校的存在，最根本的原因不是資金是否到位，而是大家對這個群體，這些孩子的理解和了解。如果你能在這里跟他們共同度過一周到兩周，你就會和其中的一批人建立感情，這時候你就會覺得不好好教他們，這個事情是很不忍心的。

　　農(nóng)民工二代、三代的傳承，如果沒有外界的干預(yù)，很多人可能根本改變不了命運。但如果我們有外力介入，能給他們一些更合格的教育，他們馬上就能有巨大的改變。現(xiàn)在我們學校的孩子們好了很多，很多事情自己會去琢磨，不再是老師說什么就是什么。

　　另外，把教育這批學生看成是做一個項目還是培養(yǎng)小孩，結(jié)果會完全不一樣。因為現(xiàn)在有很多人投資教育，是把教育當成一個項目。家里養(yǎng)孩子，誰做過這種投入產(chǎn)出可行性報告?沒有。因為他是一個孩子，不管好壞，你都會努力去培養(yǎng)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