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精巧的金制印章，靜靜躺在漢景帝陽陵博物院陳列館的展柜中。它看起來雖不起眼，卻是漢陽陵歷年考古中出土的唯一一枚金質印章，也是漢陽陵出土象征中央官署機構的印章中級別最高的一件。

　　這枚印章就是“車騎將軍”金印。它印證了文獻記載，向人們揭示了漢陽陵南區2號從葬坑的軍事性質和該坑的級別與地位，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漢陽陵唯一的金質印章

　　漢陽陵是漢景帝劉啟及其皇后王氏的合葬陵園，也是中國目前遺址發掘面積最大、勘探研究最深入全面、保護展示工作開展最好的西漢帝陵。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西安咸陽國際機場專用公路的修建，考古工作者對漢陽陵進行了大規模考古發掘，發掘成果分別于1990年和2010年兩次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在30多年的考古過程中，漢陽陵先后出土陶俑、陶制器皿、陶塑動物等文物約10萬件。這些文物再現了漢代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的真實面貌和人民的精神狀態，“車騎將軍”金印便是其中代表之一。

　　1991年3月，陜西省考古研究所對漢景帝陽陵從葬坑進行搶救性發掘和清理，在陵園南區2號從葬坑發現一枚金印，金印底部刻著“車騎將軍”四個反字。

　　文物工作者給這枚金印定名為“漢車騎將軍龜鈕金印”。“漢”指的是年代，確切地說應該是西漢，“車騎將軍”是官職，“龜鈕”是造型，“金印”則說明其材質。金印長0.7厘米，寬0.7厘米，高0.6厘米。金印上面的鈕是龜形，有頭無尾，無四肢，頭部前伸，背部微隆，龜甲清晰可見，龜腹部有一個圓形鈕孔。金印整體造型古樸渾厚。

　　印鈕本是印章頂端帶穿孔的雕飾，用來穿綬帶以便將印章佩戴在身上，后用于區分官員等級。君主以螭虎為印鈕，象征執掌權力;大臣以龜為印鈕，象征臣子的功勛與謙卑。漢陽陵出土的“車騎將軍”金印及另外一枚“宗正之印”銀印，均為龜鈕印章。

　　在古代，除了印的質地體現出嚴密的等級制度，印的鈕式也有嚴格的等級規定。文獻記載：“印者，因也。所以虎鈕，陽類，虎(者)，獸之長，取其威猛，以執伏群下也;龜者，陰物，抱甲負文，隨時哲藏，以示臣道功成而退也。”由此可以看出，古人在印的形式上用不同的動物雕飾，嚴格體現著“君”與“臣”的地位。

　　“車騎將軍”金印底部的四個反字，字體筆畫起筆和收筆都有凸點，沒有經過打磨。字體相對比較潦草，不如實用官印字體規整。專家推斷，“車騎將軍”金印可能是采用鏨鑿的方法制成。

　　“車騎將軍”所謂何人

　　“將軍”之稱，《左傳》中有這樣的記載：“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此時的“將軍”，尚未成為正式官職名稱。春秋戰國時期，將軍只是對領兵統帥的尊稱，沒有固定的爵位和等級。直到秦漢時期，“將軍”才被正式定為官名，并有了一定的爵位和等級。

　　“車騎將軍”的記載最早見于《史記》，其中記載，“將軍”是因戰事而臨時設置的軍中官職，戰事結束就會取消。漢文帝元年，薄昭被任命為“車騎將軍”。自此，“車騎將軍”成為固定官職。

　　車騎將軍在西漢諸將軍中位列第三，僅在大將軍和驃騎將軍之下，地位與上卿相當，佩戴金印紫綬。大將軍、驃騎將軍與車騎將軍三個職位很少同時設置，在大將軍、驃騎將軍不常設的情況下，車騎將軍的地位非常顯赫。

　　西漢朝廷規定，王、公、侯用金印，俸祿兩千石的官職用銀印，千石以下用銅印。車騎將軍金印的材質表明了使用者的地位，印文內容則指明了漢陽陵南區從藏坑的軍事性質。

　　漢景帝陽陵博物院陳列研究部主任閆華軍介紹，西漢車騎將軍的地位與級別，在《史記》和《漢書》中均未有明確的記載，只能從散見各書的有關將軍的記錄中加以考證。

　　《后漢書·百官志》記載：“將軍，不常置。本注曰，掌征伐背叛。比公者四，第一大將軍，次驃騎將軍，次車騎將軍，次衛將軍。”

　　劉昭補注引蔡質《漢儀》：“漢興，置大將軍、驃騎，位次丞相;車騎、衛將軍、前、后、左、右，皆金紫，位次上卿。”

　　“我們可以根據這些文獻得出結論，車騎將軍在西漢諸將軍中的地位僅次于大將軍和驃騎將軍。文獻中的‘位次’不應理解為‘之下’，應為‘地位相當’的意思，也就是地位與三公相當，可見車騎將軍的地位非常顯赫。”閆華軍說。

　　關于“車騎將軍”這一職官的具體職能，《史記》《漢書》均未有明確記載。按照劉昭補注引蔡質《漢儀》中“典京師兵衛，四夷屯警”的說法，車騎將軍的主要職責應為執掌四夷屯警、京師兵衛，處置征伐背叛等軍事行動。此外，車騎將軍的職責中，還有負責重要的迎來送往禮制性活動、出使宣詔、薦舉官吏等。

　　閆華軍向記者介紹了西漢時期文獻可考的22位歷任車騎將軍。他們當中有功臣，有功臣、元老之后，也有佞臣、帝師、外戚。

　　漢景帝時期的車騎將軍

　　西漢車騎將軍的設置大約經歷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高祖時期，多為戰時領軍打仗的將帥，不是固定官職，沒有幕府，主要由軍功卓著的將領擔任;第二階段為文帝、景帝、武帝時期，車騎將軍成為固定官職，有幕府，主要由親信之臣，或因軍功而起的外戚擔任;第三階段為昭帝之后，車騎將軍幾乎都冠以大司馬之號，開始處于輔政之要位，幾乎無所不統，主要以外戚擔任。

　　歷史上，漢景帝時期有文獻記載的車騎將軍只有一位，便是周亞夫。《史記·周亞夫傳》中提到：“文帝崩，拜亞夫為車騎將軍。”

　　周亞夫是西漢時期杰出的軍事家。其父周勃(漢初大將)病逝后，其兄周勝之襲爵。漢文帝后元二年，文帝劉恒念及周勃功高于國，且周亞夫非常有才華，便封周亞夫為條侯。周亞夫甚至可以看作是文帝的“顧命之臣”，《史記·絳侯周勃世家》有“孝文且崩時，誡太子曰，即有緩急，周亞夫真可任將兵”的記載。

　　漢景帝三年，吳王劉濞聯合楚、趙、膠西、膠東、淄川、濟南六國的諸侯王發動武裝叛亂，史稱“七國之亂”。周亞夫領命后，對當時的軍事形勢進行了認真細致的分析，擬定了一個初步的作戰方略，即“愿以梁委之，絕其糧道，乃可制”。這一方針得到了景帝的肯定。平叛戰爭的勝利使西漢王朝度過了一次嚴重的危機，景帝抓住有利時機，采取了一系列削弱和控制諸侯王國的辦法。從此以后，諸侯王再也無力與中央對抗，中央集權得到了極大加強。由于平叛之功，周亞夫先后被任命為車騎將軍、中尉、太尉、垂相等職，為鞏固西漢王朝統治作出重要貢獻。

　　那么漢景帝陽陵從葬坑出土的“車騎將軍”金印是否屬于周亞夫呢?閆華軍給出了否定的答案。首先，周亞夫在政治生涯后期不再受到景帝信任，景帝以周亞夫的兒子私買皇家葬器為借口，將周亞夫下獄，周亞夫傲然不食，五日而亡。其次，這枚“車騎將軍”金印在漢陽陵從葬坑出土，與兩漢公印的正常尺寸偏差過大，應是與隨葬縮小的陶俑、車馬相適應的結果。綜合推斷，此類公印應是專門為隨葬制作的明器。

　　古人事死如事生，尤其是帝王，生前享用的一切也要被復制到另一個世界里。漢景帝陽陵的一條條從葬坑，似乎應該是代表著生前保障皇帝起居和政府運轉的各類官署機構，這里面當然也少不了負責安全護衛的軍隊。在出土這件“車騎將軍”金印的坑里，還分布著鎧甲俑。他們在“車騎將軍”的統率下展示著皇室的威嚴，守護著皇帝的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