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實習記者 馮倩楠 記者 趙婧

　　一本書的問世，大凡要經過創作、編輯、出版、發行等環節，才能到達讀者手中。這些與書籍相關的從業者，可以廣泛地稱為“做書人”。今年世界讀書日之際，記者采訪了3位“做書人”，讓我們一起傾聽他們與書的故事。

　　圖書編輯李晶：1000次的自我重塑

　　成為圖書編輯，對李晶來說，完全始于從小對書的熱愛。

　　上小學時第一次考了年級第一，李晶收到的獎勵便是一套《365夜故事》，標價5.5元。在2毛錢就能買一塊燒餅的年代，高昂的書價給李晶留下了深刻印象。長大后，她的零花錢幾乎都用在買書上。大學畢業時，李晶選擇到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當了一名圖書編輯。

　　“讀書能經歷1000種人生，做圖書編輯可能接觸1000個頂級行業專家，學習1000種前沿研究，讀過的文字、接觸的作者都會讓我不斷地重塑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和價值觀。”在李晶眼中，背靠高校頂級專家資源，自己有著別人無可比擬的財富。

　　《中國古代外科學文明》一書，由中國醫史文獻研究專家李經緯教授所著，用李晶的話說，這是一部能看到交大人“聽黨指揮跟黨走”精神內涵的作品。

　　為響應組織號召，李經緯從西北醫學院畢業后，放棄了成為一名胸外科醫生的夢想，參加了中醫研究班，轉而成為一名醫史研究員。“那天，80多歲的李經緯教授從臥室里抱出厚厚一摞手寫稿，里面梳理了他畢生積累的中國古代外科資料。”雖時隔8年，李晶仍能記得李經緯當時說的話，“只愿以自己的努力改變近百年不公平評價中國醫學史之陳腔濫調。”在北京拜訪完李經緯，李晶立刻買了一個拉桿箱，把手稿整整齊齊碼到箱子里運回西安。回來后，西安交通大學出版社專門成立項目專班，僅購買用來核實史實的各類資料就有500余冊。

　　經過三年的艱辛努力，《中國古代外科學文明》一書出版，獲得中華優秀出版物獎，并入選經典中國國際出版工程。“全書不曾評價中國古代醫學如何，但用大量史料實證了古代中國外科學的光輝成就、先進學術思想、杰出的外科手術水平，這本身就是對中醫質疑的有力回擊。”李晶說。

　　2023年12月，由李晶策劃的《向病而生——糖尿病的起源、治療與重構》一書出版。作者王宏才出身中醫世家，擁有40多年糖尿病臨床工作經驗，曾應邀前往60多個國家進行學術交流。

　　作者用整合醫學闡釋生命與健康，最初的書名叫《糖尿病的故事》。李晶說，但大家一致認為，書籍要向讀者展示態度，既然疾病可能公平地出現在每個人身上，不如與疾病和諧共處，而后走向新生，最終書名被定為“向病而生”。

　　在與專家們的頻繁交往中，李晶時常感嘆于他們堅韌不拔的學習精神，“他們的房間大多樸素，比如程莘農院士生前的房中就只有一把椅子、一張小四方桌和一個架子床，其他空間全部被書填滿了。”

　　如今的李晶，立志踐行“四力”打造更多精品出版物。為了保持高敏感度，她每天堅持學習，如果不出差，她會把一天的時間分為三份：學習醫學、編輯、作家等方面知識，處理書稿、進行文字工作，與作家、業內人士等進行溝通交流。

　　“編輯工作瑣碎繁雜，對我來說卻魅力無窮、意義非凡。”李晶說。

　　書攤老板王超：尋找癡迷文字的靈魂

　　4月19日，在西安市興善寺西街一書攤前，書攤老板王超正在和老顧客楊鼎聊天。

　　幾年前，王超把一本書賣給別人，楊鼎又從那人手中買回，靠著一本書讓兩人結識。楊鼎喜歡收集舊書，沒事時經常到舊書攤閑逛，久而久之便和王超成了“搭子”。

　　在王超這里，一本二手書“周游一圈”再轉回來也不算意外的事。“二手書上經常有印跡，比如上面寫著‘1987年購于小寨書店’，流轉回來的時候一翻看就知道。”王超說，為了保持這種特殊緣分，有的攤主會專門在書上貼上標記，便于淘書者認出。

　　王超與愛人也是因書結緣。四年前，王超愛人每周末都來小寨附近培訓。“她是教育工作者，那時常在培訓結束后來書攤買書，我從她買書的類型看出她對工作認真負責的態度，就認定她是個好姑娘。”一來二去兩人就熟悉了，隨后慢慢走到了一起。

　　在擺攤過程中，王超曾有機會做二手書籍的批發商，相比于一本一本的零售，批發會掙得錢更多，但他還是放棄了這個機會。“擺攤的意義就在于能見到各種各樣愛書的人，如果只做批發，這項工作的樂趣就會減少一半。”王超說。

　　王超喜歡和買書人打交道，也結識了不少書友。他說，書攤上有位相熟的老大爺，看書速度快，每個月來一次，一次要抱20本小說回去;還有人今天買本書回去，隔段時間又回來兩本換一本，把書攤當成圖書館或者跳蚤市場。王超也樂得扮演圖書管理員的角色，“相比于黃金時期，現在讀書的人少了，但依然能找到癡迷文字的靈魂。”

　　王超是東北人，有事要回老家時，他也不收書，只把書攤用防水布一蓋。最久時，書攤有一個月沒人照看，但回來后書仍舊在。

　　作家黎羌：老先生的新嘗試

　　4月9日，黎羌的長篇奇幻歷史小說《絲綢之路之法顯西行》，以長篇廣播連續劇的形式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

　　隨著電子書、有聲書等各種閱讀媒介的涌現，在創作之初，已過古稀之年的黎羌就決定完成兩種體裁的文字稿，即小說和廣播劇劇本。

　　在黎羌眼里，法顯是絲綢之路的“拓荒者”——法顯年過花甲，獨自闖河西、上西域、游天竺、下南海，既走完陸上絲綢之路，又走遍海上絲綢之路。

　　問題在于，寫作之前，黎羌的手頭資料只有一部法顯所著而且殘缺不全的游記體《佛國記》，大量篇幅從西域、天竺寫起，國內史地文化寥寥無幾。此外，游記中法顯人生從60歲左右談起，青少年、中年、壯年經歷幾乎是空白。

　　“為何不將法顯的人和事放在絲綢之路的名人軼事和名勝古跡的大背景之中?”一籌莫展之際，山西春秋音像出版社重大項目主任張熔給了黎羌啟迪。

　　黎羌便在《佛國記》基礎上另辟蹊徑，以《晉書》《高僧傳》《世說新語》《博物志》《水經注》等史地文化書籍豐富素材。

　　撰寫兩種體裁的文字稿，黎羌形容這是在“歷史和現實文體的兩只車輪上跳舞”。創作中，他一邊查閱古籍，一邊學習借鑒古今中外小說家的創作經驗，一年多時間沉浸在絲綢之路古今人物的生活中，用這些人物的所見、所聞、所感解構小說的人物故事，創作出了法顯西行故事。

　　在寫作之余，黎羌還專門匯編了東晉時期的年表和法顯大事記，撰寫了關于法顯東亞之行的調查報告。

　　“20年前，我出版的《中西戲劇文化交流史》中提到過法顯，8年前，我去過法顯在古印度、斯里蘭卡的故地遺址，這或許是之前早就結下的緣分。”黎羌說，希望通過小說和廣播劇，讓法顯更真實、鮮活地出現在大家面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