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劉榮慶

　　職比芝麻小，膽須比天大;若還天塌下，站在山頂撐著它。頂頭上司不落筆，小可胸口如貓抓。亭易名字非小事，一字不慎坐洋蠟。推拖、承攬均有責，麻桿打狼兩害怕。幸虧征集黨史料，且稱“兵諫”副年華。倘若頂峰來問話，當年報紙代咱答。西安事變俱考證，斟酌統臺雨后霞。

　　兵諫亭

　　此打油小詩寫于1976年10月26日，即“雙十二”四十周年紀念日之前。“文革”結束后，因“捉蔣亭”一名直白拙樸、不合時宜，影響臺胞、海外華僑與外國游客的觀感，臨潼縣(現為西安市臨潼區)外事與文化文物人員建議易名，并建議撰寫一則新的景點簡介(當時尚沒有旅游局這個行政建制)。據了解，驪山半腰西安事變建的中西合璧紀念亭，當初在虎班石下修了座土木結構的小亭子，起名“民族復興亭”。1946年3月，蔣介石麾下嫡系、被譽為“西北王”的胡宗南，邀黃埔軍校七分校將官募捐，拆掉舊物，建筑了一座鋼筋水泥結構的亭子(高4米、寬2.5米)，起名“正氣亭”，又稱“避難亭”“蒙難亭”等。亭之上下左右石壁，國民黨軍政大員的紀念性刻石與建筑物融為一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鏟掉了山石題刻，易名“捉蔣亭”(為西北軍政委員會主任彭德懷司令員所題寫)。改變“捉蔣亭”名稱，我完全贊成。

　　1982年2月23日，國務院公布全國第二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臨潼縣虎斑石下兵諫亭與華清宮內的五間廳兩處西安事變遺址都列入了，一個是當時東北軍搜山中發現和捉蔣介石的現場，一個是事變槍響前蔣介石及其衛隊住的行轅。1982年，我在臨潼縣創辦驪山學會，請武伯綸先生出任會長。說到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武先生告訴我：“兵諫亭這個命名好，符含歷史實際，不褒不貶，能長期存在。這個地方原有的石刻本應當作為歷史遺存保留下來，我們共產黨人應該有這個寬闊的胸懷。我有過建議，可沒有人聽嘛，全鏟了。挺可惜的!”(見陳元方史礎農編著《西安事變與第二次國共合作》第129頁，陜西省地方志編纂委員會主編，長城出版社、陜西旅游出版社出版，1986年11月第1版。)

　　究其實，兵諫亭這個命名，倒與我直接相關。

　　1976年10月，驪山虎斑巖“捉蔣亭”改叫什么新名稱呢?縣外事與文化文物人員提不出預定方案，經請示省地外事部門，均稱這是臨潼縣行政權限自定的具體事務;可時任中共臨潼縣委書記、縣革委主任等均推托給縣委宣傳部決定。筆者剛走馬上任到縣委宣傳部主持工作，首要任務是揭批“四人幫”、“撥亂反正”。1976年公開出版的西安事變圖書資料極少，學術研究空氣淡薄。接到“捉蔣亭”易名的撓頭事，推托吧失責，承攬吧擔責，麻桿打狼兩害怕。于是，翻閱史料。西安事變當天，東北軍與中共中央秘密聯系的6封電報(張學良一封、王以哲二封、劉鼎三封)用了“尋獲”“扣留”“被捉”等詞語，只有在陜北毛澤東主席身旁當機要科長的葉子龍看到一封電報中稱西安事變為“兵諫”，但不明真切含義，而《葉子龍回憶錄》到2000年才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申伯純《西安事變紀實》稱，張楊內部認定西安事變為“兵諫”，但這部著作2008年12月始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米晢沉的《楊虎城傳》公開出版較早，也是1979年8月的事了。1976年11月—12月12日，我在臨潼縣委很難找到西安事變的第一手可采信的史料。“文革”后期，我私下在臨潼地下黨人中征集黨史資料時，也沒有人用過“兵諫”的術語。但他們告訴過我，楊虎城事變發生后的演講登在當時報上，這啟發拓展了我的思維方向。經多方查考，我找到了楊虎城1936年12月15日對全國的廣播講話文本，里面說：“蔣委員長這次到西安來，張主任委員就很懇切的諫諍過多次……”1936年12月16日，楊虎城在西安市民大會上的講話說：“我們的主張就是抗日。因為蔣委員長對外政策的錯誤，經過多次勸諫，仍然無效。后于萬不得已中才有這次諫諍了。所以我們的義舉是以國家民族為前提的，決不是對蔣委員長個人而發的。這一點，張主任委員和我是可以質之天日而無愧的。”

　　找到楊虎城將軍公開演講兩條歷史根據，我便由此進行邏輯分析：

　　其一，楊虎城說的“勸諫”，不在“這次諫諍”之內，那么，“這次諫諍”就是用軍事手段“捉”起來，逼迫蔣領導抗日;

　　其二，“諫諍”這個中國歷史概念，一般指封建朝廷臣子對君主、皇帝忠言逆耳的進諫(納言之政)，促進統治者明智決策。通過文書(諫書)或口頭規勸(諫言)等溝通渠道均無效，而無奈用武力逼迫之稱為兵諫，如《左傳·莊公十九年》記載鬻拳對楚文王實行兵諫：“初，鬻拳強諫楚子，楚子弗聽;臨之以兵，懼而從之。”安史之亂，唐玄宗逃蜀半途發生的陳玄禮興平馬嵬嘩變，衛戍部隊逼迫唐玄宗下詔殺死楊貴妃、楊國忠、虢國夫人，太子李亨乘機脫離父皇控制于靈武登基稱帝，經部隊嘩變而形成政變。(參見拙著《從新聞黑洞跳進又跳出》，第205-206頁《〈長恨歌〉遺韻》)。可見，中國史書上將用武力脅迫進諫稱為兵諫。

　　其三，楊虎城讀書雖少，但所用智囊、秘書都飽讀史書。

　　由此，我認為“兵諫亭”比較雅致，也符合實錄史例。于是，我指定臨潼縣文化館李凌用魏碑書體重寫亭名，取代“捉蔣亭”。同時，我照“兵諫”后國共合作抗日的口徑，寫了名勝景點介紹詞，也由李凌在木匾上書寫懸掛。

　　為防萬一上峰追查責任，我讓拍照存檔。筆者當時作的這首打油詩，帶了自嘲兼為可能出現的責任風險預留了文字依據，有政治上以退為進的寓意。如今有人公開著文說，1986年臨潼才將“捉蔣亭重新改為兵諫亭”。就我親歷的史實來說，1976年之前從來沒有“兵諫亭”之說，遑論“重新”命名?作為全國重點文物，景點簡介1982年就換了，并配了英文譯文。對現在碑亭“兵諫亭”題簽出自何人手筆，本人未考證。1986年西安事變五十周年紀念活動，中共中央肯定了事變的“兵諫”性質，而“兵諫亭”的名稱，臨潼從1976年11月留存至今已48年，國內外學界與民間，均對此無異議。

　　現在回憶起來，也算我親歷的一樁軼事吧。

　　(作者于1976年12月至1978年2月任中共臨潼縣委宣傳部副部長。本文轉自“臨潼政協”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