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豆選舉”相關展品。

《松花江上》創作于西安。

海倫采訪時使用的“沃特曼”自來水筆。

菲律賓怡朗中華商會為戴永美歸國參加抗戰開具的證明。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每當熟悉的旋律響起，你是否知道，這首承載著民族傷痛與抗爭的《松花江上》誕生于西安。在陜西，這樣的“歷史見證者”還有很多——一頁寫滿赤誠的歸國證明、一套見證民主的投豆工具……一件件文物講述著陜西抗戰的熱血故事。今天，讓我們一同了解它們背后的抗戰故事。

　　“投豆選舉” 陜甘寧邊區的民主實踐

　　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是黨中央的重要駐地。以陜西省咸陽市旬邑馬欄為中心的關中分區，是陜甘寧邊區的南大門。

　　位于旬邑縣馬欄鎮馬欄村的馬欄革命紀念館內，收藏著諸多珍貴展品，靜靜訴說著當年的民主探索與奮斗歲月。其中“投豆選舉”相關展品尤為引人注目，這是關中分區推行民主普選的生動見證。

　　關中分區嚴格落實陜甘寧邊區方針政策，依據《陜甘寧邊區選舉條例》，于1937年、1941年、1945年開展三次大規模普選，全面推行“三三制”原則——政權組成中，共產黨員、左派進步分子、中間分子及其他分子各占1/3，以此完善抗日民主政權，調動各方面積極性。

　　馬欄革命紀念館講解員門利娜介紹，當時陜甘寧邊區因戰亂、災荒，群眾識字率僅1%。為保障每一位公民的選舉權利，分區創新推出“投豆選舉”“香火點豆”等方式——候選人照片前擺一只碗，選民在經過認真思考后往對應碗里放一顆豆;或用點燃的香在候選人紅布上燙洞，孔洞數量即為得票數。凡年滿16歲，無論男女、宗教、民族、財產、文化差異，均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

　　在“投豆選舉”展品旁，一塊鐫刻著“革命醫師”的木質牌匾，進一步補充了關中分區“三三制”民主實踐的鮮活故事。門利娜介紹，這塊牌匾的主人是關中分區新正縣雷莊村的老中醫張治平，他也是邊區“三三制”政權建設的直接參與者。“張治平常年在當地為群眾治病，憑借高尚的醫德與對邊區建設的積極貢獻，深受百姓信賴，后來成功當選為新正縣參議員，以中間分子的身份參與到抗日民主政權的決策中。1945年11月，張治平去世后，新正縣委、縣政府專門贈予他‘革命醫師’牌匾，這既是對他個人醫術與功績的肯定，更成為‘三三制’民主政策落地見效的鮮活歷史見證。”門利娜說。

　　《松花江上》誕生于西安

　　9月2日，位于西安市建國路69號的西安事變紀念館迎來眾多參觀群眾。

　　在展廳一角，一群來自廣東的游客正在駐足觀看展品。帶隊的陳嘉穎表示，在西安事變紀念館，能深刻感受到中華民族在危難時刻團結一心的精神。

　　“我的家在東北松花江上，那里有森林煤礦，還有那漫山遍野的大豆高粱……”紀念館內，關于《松花江上》的介紹吸引了記者的注意。很多人不知道，這首家喻戶曉的歌曲，誕生于西安。

　　這首歌的創作者是當時在西安省立二中(今陜西師范大學附屬中學前身)執教的張寒暉。他是河北定縣(今定州市)人，曾學習于北平人藝劇專。1925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36年夏，受委派張寒暉來陜，任西安省立二中國文教員，同時開展抗日救亡宣傳和統一戰線工作。

　　為宣傳抗日奔走呼告的張寒暉耳聞目睹了幾十萬東北軍和普通民眾流亡的慘景，他到西安北城門外走訪東北難民，聽他們傾訴對故鄉和失去親人的思念。激起了他創作的念頭，最終寫成了《松花江上》。

　　張寒暉在西安還參與了救亡宣傳，成立“西安實驗劇團”“西安鐵血劇團”，自當導演和演員，演出了《不識字的母親》《黑地獄》等話劇，編輯出版《老百姓報》，深受廣大群眾歡迎。

　　他的一生，除《松花江上》外，還創作了《游擊樂》《去當兵》《軍民大生產》等70多首抗戰歌曲。時至今日，《松花江上》依舊廣為傳唱，它不僅是一首歌曲，更是歷史的見證。

　　海倫?斯諾書寫真實的中國

　　“您現在看到的這支‘沃特曼’自來水筆，是美國記者海倫?斯諾1937年前往延安采訪時隨身攜帶的重要工具，也是她記錄中國革命真實面貌的‘見證者’。”在西安市北新街七賢莊的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內，館員林峰站在展柜前，講述著文物背后的故事。

　　作為美國作家、記者，海倫?斯諾是中國20世紀30年代諸多重大歷史事件的親歷者與見證人。1931年，海倫初次來到中國，1935年“一二·九”運動爆發時，她和埃德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作者)一起，不僅追蹤報道學生愛國運動，還主動保護面臨危險的學生。

　　1937年4月23日，海倫第二次來到西安，因外國記者的特殊身份被軍警重點監控限制出行。4月30日她不甘困于西京招待所，以過人的膽識，冒著生命危險，深夜翻窗逃出西京招待所，擺脫軍警的監控，于當日抵達云陽紅軍總部，并于5月2日抵達延安。

　　在延安的4個多月里，她在艱苦的條件下，憑借非凡的毅力與探索精神，采訪了65位蘇區人物，積累了27本采訪筆記，后來據此寫成紀實文學作品《紅色中國內幕》(又名《續西行漫記》)，向世界介紹了紅色中國的真實面貌和中國革命的真相，成為國際社會了解中國共產黨的重要窗口。

　　“海倫在她的延安采訪錄里，曾這樣回憶這支筆。”林峰指著展柜中靜靜陳列的筆，逐字念出文獻中的記載，“這就是我1937年隨身帶到延安的那支筆，就是用這支筆，我持續不斷地書寫了整整四個月，為我的四大本書以及《現代中國婦女》和《中國工運》的部分內容記錄下了充足的一手資料。”

　　即便1940年海倫返回美國，這支“沃特曼”筆依然是她的忠實伙伴，延續著筆耕不輟的創作生涯。她一生總共完成了幾十部著作，其中有一半是關于中國的。這支筆，作為中國革命的重要見證，不僅承載了海倫的歷史貢獻，更象征著她探索求真的個人精神。

　　直到20世紀70年代，已至晚年的海倫兩次重返中國;1996年，她被授予“人民友好使者”榮譽稱號，以表彰她為促進中美友好交流作出的貢獻。

　　一頁紙藏熱血 見證華僑的歸國抗戰路

　　“這份泛黃的紙質證明，是菲律賓怡朗中華商會1938年為華僑青年戴永美開具的歸國參軍憑證，也是我館珍藏的一級文物。它雖只有寥寥數語，卻藏著一位華僑青年舍家衛國的熱血故事，更映照出抗戰時期千萬華僑支援祖國的赤子情懷。”在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內，館員林峰指著展柜中的一頁紙，講起了它背后的歷史。

　　證明的主人是戴永美，1915年出生于福建南安，是一名在菲律賓生活的華僑。1937年全民族抗戰爆發后，遠在海外的戴永美深受抗日救亡運動感染，在當地積極參與抗日救國會的工作，為祖國抗戰募集物資。隨著前線戰事愈發激烈，這位年輕的華僑再也無法安坐——他下定決心，要回到祖國，奔赴抗日最前線。

　　“要從菲律賓回國參加抗戰，需要官方證明身份與目的，菲律賓怡朗中華商會便為他開具了這份關鍵文件。”林峰介紹。文件中清晰記載：“華僑青年戴永美志愿回國投入陜北公學受訓，冀得直接參加抗戰工作”。短短一句話，既明確了戴永美的華僑身份，也道出了他歸國的核心目的——通過學習投身抗戰，用實際行動保衛祖國。

　　1938年5月，戴永美與一批志同道合的華僑青年一道，經馬尼拉、香港，由時任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負責人廖承志介紹，通過八路軍駐陜辦事處(今八路軍西安辦事處紀念館所在地)抵達延安。

　　到延安后戴永美改名戴行伍，先后在陜北公學和中央黨校學習。1940年，戴行伍回到西安，在八路軍駐陜辦事處工作半年后返回延安，實現了奔赴抗日前線的愿望。

　　“這份證明不只是戴永美個人的‘歸國通行證’，更是抗戰時期廣大華僑支援祖國的縮影。”林峰說。

　　在全民族抗戰的艱難歲月里，像戴永美這樣的華僑或不計個人安危、跨越重洋歸國參軍，或捐款捐物、組織救亡團體，用各種方式與祖國同胞共赴國難。

　　如今，這份靜靜陳列在紀念館的證明，仍在向每一位參觀者訴說著華僑群體的愛國赤誠，成為連接海外游子與祖國的珍貴歷史見證。

　　文/圖 記者 石喻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