炎炎夏日，良渚博物院內，石犁、炭化稻米、陶罐以及各種骨角牙器和紡織用具等各種良渚文化遺存引人駐足。許多觀眾表示，希望通過近距離觀賞這些文物，感受良渚古城遺址的魅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屆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體學習時強調，中華文明源遠流長、博大精深，是中華民族獨特的精神標識，是當代中國文化的根基，是維系全世界華人的精神紐帶，也是中國文化創新的寶藏。

　　“中華文明五千年”，中華文明究竟于何時何處發軔?文明的長河又是如何流淌的?這些問題牽系根脈，事關“何以中國”。2002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啟動。考古工作者用層出不窮的考古發現，實證了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明確了中華文明多元一體、兼容并蓄、綿延不斷的總體特征。

　　實證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對中華文明的起源、形成、發展的歷史脈絡，對中華文明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和發展過程，對中華文明的特點及其形成原因等，都有了較為清晰的認識。”習近平總書記說。

　　20年青燈黃卷，20多個學科的400多位學者把實驗室“搬”到田間地頭，通過對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山西陶寺、陜西石峁、河南二里頭等都邑性遺址開展的大規模考古調查和發掘，對各個地區的中心性遺址的考古工作，獲得了一系列重要考古發現，掀起了中華文明起源的神秘面紗。

　　其中，于2019年列入《世界遺產名錄》的良渚古城遺址，為中華五千多年文明史提供了實證。數據顯示，良渚古城內城面積近300萬平方米，外城630萬平方米。為了防止山洪侵害，良渚人在古城以北修建了長10余公里的高壩和低壩，這是同時期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水利調節系統，反映出良渚王權組織開展大規模公共建設的能力。

　　“據估算，這樣的工程量如果動用1萬個勞動力也需要10年以上才能完成。”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學部主任王巍認為，能組織這么大規模的人力，來進行這么大規模的工程，如果僅僅是一個部落或者一個聯盟是不可想象的，應該是動員了相當廣闊地方的人力。

　　此外，山西陶寺遺址出現了黃河中游地區最早的宮城，大墓出土近百件隨葬品，還發現一處半圓形的壇狀遺跡，天文學家認為是當時觀測天象的觀象臺，與《尚書·堯典》中堯“觀象授時”的記載相符。陜西的石峁城則有著濃厚的軍事防御色彩，在城內還發現多處埋有青年女性頭骨的祭祀坑，這表明在夏王朝建立前夕，陜北地區的階級分化已相當嚴重，出現了擁有強大軍事力量的王權國家。

　　“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以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為指導，經過考古發掘和多學科結合研究，以堅實的考古材料和綜合研究成果證明，中華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是真實可信的歷史。”王巍表示，這一結論性認識對于我們了解中華文明的悠久歷史、增強歷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推動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具有深遠意義。

　　判斷文明社會標準的中國方案

　　“國際學術界曾依據兩河流域文明和古埃及文明的特征，概括出‘文字、冶金術和城市’為文明社會的標準，稱之為‘文明三要素’。”王巍表示，研究團隊根據良渚、陶寺、石峁、二里頭等都邑性遺址實際材料，兼顧其他古老文明的特點，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沖破了“文明三要素”桎梏，提出了判斷文明社會標準的中國方案——

　　一是生產發展，人口增加，出現城市;

　　二是社會分工，階層分化，出現階級;

　　三是出現王權和國家。

　　這一套新的標準為中國乃至世界文明起源研究提供理論依據，從而證實中華五千年文明并非虛言，而是歷史的事實。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言，“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提出文明定義和認定進入文明社會的中國方案，為世界文明起源研究作出了原創性貢獻。”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值得一提的是，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通過多學科的研究，利用各種各樣的自然科學手段和人文科學手段，構建了中華文明演進過程中更為詳細的考古學年代框架，讓研究者發現了過去難以發現的角度，拓展了我們對中國五千多年文明史的認知。

　　中國科學院古脊椎動物與古人類研究所研究員付巧妹表示，今年通過對石峁相關文化人群的線粒體DNA研究，發現石峁人群主要起源于本地的仰韶文化人群，并且和周邊人群有非常廣泛的互動交流，“這些研究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形成過程以及中華文化到文明發展的延續性提供了科學依據。”

　　卻顧所來徑，蒼蒼橫翠微。王巍說，面向未來，繼續推進、不斷深化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逐步還原文明從涓涓溪流到江河匯流的發展過程，需要廣大考古工作者和歷史研究工作者持續努力，“我們將以更加昂揚的奮斗姿態，踔厲奮發、篤行不怠，自覺肩負推動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的歷史使命和時代重任，把中國文明歷史研究引向深入。”

　　讓考古研究成果深入人心

　　“要營造傳承中華文明的濃厚社會氛圍，廣泛宣傳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研究成果，教育引導群眾特別是青少年更好認識和認同中華文明，增強做中國人的志氣、骨氣、底氣。”習近平總書記說。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所長陳星燦表示，學術研究不能脫離公眾，公眾需要得到正確的輿論引導和知識普及。舉辦展覽和建設國家考古遺址公園，是最直觀的宣傳形式，“新建的二里頭夏都遺址博物館和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利用最新成果，推進了夏文化研究的科普教育，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益。”

　　在香港維多利亞港畔，云集了914件北京故宮博物院珍品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已經成為“打卡熱點”，7月份的參觀門票到7月9日已經全部賣完。在館長吳志華看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體現著優秀的中華文化傳統，能夠增強香港市民尤其是年輕一代對國家的認同感。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積極推進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挖掘文物和文化遺產的多重價值，傳播更多承載中華文化、中國精神的價值符號和文化產品。

　　我國是世界文物大國。數據顯示，全國目前有不可移動文物76.67萬處，國有可移動文物1.08億件(套)。講好中國故事，需要深入挖掘文物蘊含的文化記憶。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考古大會》《國家寶藏》《如果國寶會說話》等一批內涵豐富、形式新穎的文化類節目不斷涌現，立足家國情懷，將文物故事用生動活潑的語言“轉述”給廣大觀眾，涵養文化自信。

　　求木之長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遠者，必浚其泉源。20年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持續勾勒和描繪著中華文明起源、形成、發展的壯闊圖景，讓人民群眾切實了解到我們的民族和文化如何走到今天。明鏡所以照形，古事所以知今。新時代新征程，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仍將不斷推進，為增強歷史自覺、堅定文化自信，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貢獻源源不絕的獨特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