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打擊“老賴”兩年 執結案件1200多萬件 7000多人被追究刑責

　　法院強執“老賴” 到位資金超2.8萬億

　　“首先我向郭某真誠地道歉，說一聲對不起，請你原諒，你說的款項我一定會盡量補償你，也請求法庭對我從輕處罰。”從被法警帶上法庭到作最后陳述，魏某始終低著頭。

　　這是18日上午在北京市房山區法院發生的一幕，也是全國法院打擊“老賴”、解決執行難的一個縮影。2016年3月，最高法院院長周強承諾，“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

　　如今，兩年已過。

　　“他有錢還不給我”

　　“請求被告人把我這幾年花在這個事情上的路費，吃的用的都賠償給我。其實他都是有錢的，他不是沒錢。”在法庭上聽到魏某獲得了巨額拆遷款卻遲遲不還錢時，郭某有些激動。

　　5年前，郭某的兒子是房山區一家修車店的雇員。一天，兒子在為十輪大貨車后輪中間處緊螺絲時，因貨車司機在未確認車下有無人員的情況下倒車，最終被碾壓致死，去世時僅15歲。貨車司機受雇于魏某，大貨車登記在魏某的名下。

　　最終，貨車司機因過失致人死亡罪被判處有期徒刑1年緩刑1年。對于保險公司在交強險范圍內承擔賠償責任的不足部分，魏某作為雇主應承擔賠償責任。

　　2014年，法院判決魏某扣除已支付款項外，再賠償死亡賠償金、喪葬費等經濟損失共183078元。

　　但這筆錢，郭某遲遲未能收到。

　　在得知對方獲得了百萬拆遷款卻不履行判決后，今年1月10日下午，郭某到派出所報案，但公安機關并未立案。

　　于是，他到房山法院提出刑事自訴。

　　對不思悔改的“老賴”絕不手軟

　　在司法實踐中，發現“老賴”有兩種情形，即執行法官在執行過程中發現線索，以及被欠錢的一方自己收集線索。這類案件，可公訴也可自訴。上述這起案件是自訴案件。

　　“公訴要移送公安、報送檢察院、提起公訴等，對司法資源浪費很大。目前的司法解釋打通了自訴渠道，在程序設計上也很完善。”房山法院執行局局長白月濤說。

　　根據刑訴法，自訴案件包括：告訴才處理的;被害人有證據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被害人有證據證明對被告人侵犯自己人身、財產權利的行為應依法追究刑事責任，而公安機關或檢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刑事責任的案件。

　　但也存在問題。

　　“最大的難點就是立案。”房山區法院院長邵明艷說。

　　北京青年報記者了解到，實踐中存在公安機關不受理但又遲遲不出具相關文書的現象，房山區法院的做法是“有證據證明即可”，即律師見證、當事人提交情況說明，以及公證機關出具公正文書即可。

　　“律師見證，即由律師向法院出具見證書，證實自訴人曾報案而公安機關不予受理;當事人提交情況說明，即由自訴人向法院提交書面情況說明，陳述報案未被受理的經過;公證機關出具公證文書，對自訴人曾報案的整個過程進行公證證明，在經過承辦法官核實后均予以認可。”邵明艷說。

　　“法院司法權威和裁判效力不容侵犯，法院依法作出的具有執行內容并已發生法律效力的判決、裁定，負有履行義務的人應當積極執行。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的行為，嚴重損害了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是對國家法律尊嚴和人民法院司法權威的極大藐視，情節嚴重的，應當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在宣判前，審判長邵明艷說了這么一段話。

　　最終，“老賴”因拒不執行判決罪被判處拘役兩個月。

　　“雖然有司法救助的渠道和社會救助，但被執行人的賠償義務是一定要得到執行的。什么時候他有能力執行，我們堅決強制他執行。” 邵明艷說。

　　刑法修正案九填補了法律空白

　　房山區法院查處老賴，是高層解決“執行難”的一個縮影。

　　在改革開放以前和改革開放初期，因為訴訟案件較少等因素，執行難的問題并不是特別突出，“對被執行人不及時履行或怠于履行的情況，一般采取的是罰款或司法拘留，拘留15天以下。”最高法刑四庭副庭長曾廣東說。

　　但司法拘留不是刑事處罰。以往也存在一些公司當“老賴”的情況，但對這種情況如何處理并沒有法律規定。

　　2015年8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加大了打擊力度。在“對法院的判決、裁定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的基礎上，增加了“情節特別嚴重”和“單位犯罪”的條款：“對人民法院的判決、裁定有能力執行而拒不執行，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處罰金。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并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受了刑事制裁也要給錢

　　究竟什么樣的情形屬于“特別嚴重”?

　　“比如如果法庭判決得不到履行，申請人的生活和家庭難以為繼，甚至產生了一些悲劇。再比如因為不履行裁判文書導致申請人家的孩子失學、喪失了基本的義務教育等都是特別嚴重的情形。”曾廣東說。

　　隨著刑法修正案九的通過，全國因“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獲刑的“老賴”較以往大大增加。

　　來自最高法的數據是，從2016年到2017年年底，全國法院共計新收執行案件近1400多萬件，執結1200多萬件，兩年的收結案件超過前三年的總和，執行到位金額2.83萬億元。

　　“2016年以來，初步統計有超過7000多人被追究刑事責任。”最高法執行局執行指揮調度室主任萬會峰說，“我們絕不讓被執行人在經濟上占到任何便宜。只要構成了犯罪，堅決予以刑事制裁。”

　　在他看來，執行難成因復雜，被執行人規避執行、抗拒執行是其中一個重要因素。

　　一個需要明確的事實是，給予刑事制裁不是免除民事責任。“承擔刑事責任之后，對他沒有承擔完的民事責任還要繼續執行，并不是說免除了他的民事責任。”

　　與3600多家銀行實現聯網

　　最高法院院長周強2016年3月在北京提出了解決的時間表，“要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問題，破除實現公平正義的最后一道藩籬。”

　　之后，法院系統行動迅速。

　　最高法“總對總”網絡查控系統已與3600多家銀行以及公安部、交通運輸部等單位實現聯網，可查詢到被執行人全國范圍內的存款、車輛、證券、網絡資金等14類18項信息。

　　據最高法執行局局長孟祥介紹，全國所有的3500多家法院都能使用該系統對自己承辦的案件進行查控。3000多家銀行上線凍結功能，2000多家上線扣劃功能;很多地區與地方性商業銀行實現了網絡查詢、凍結、扣劃一體化功能;近40個主要城市上線不動產查詢功能。

　　今年3月29日，全國法院決勝“用兩到三年時間基本解決執行難”動員部署會召開。

　　會議指出，“基本解決執行難”是一場攻堅戰、殲滅戰，當前任務還很重，形勢依然嚴峻，執行工作管理水平與發展要求還不相適應，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消極腐敗等現象在執行領域仍在一定程度存在。

　　要規范失信被執行人名單的納入操作，繼續開展好涉黨政機關案件專項清理活動和涉民生案件專項活動，加大執行信訪化解力度。

　　換句話說，最高法決心“攻堅”。

　　文/本報記者 孟亞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