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檢：犯罪嫌疑人確診或疑似首先保障救治

　　妨害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犯罪的典型案例有哪些特點?與“非典”疫情相比，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發生的案件呈現怎樣的不同?近日，最高檢涉疫情防控檢察業務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第一檢察廳廳長苗生明接受了記者采訪。

　　本次疫情期間

　　犯罪網絡化、信息化特征明顯

　　苗生明說，這次的新冠肺炎疫情和2003年的“非典”疫情都屬于突發性公共衛生事件。總的看，公共衛生事件發生期間，可能涉及的違法犯罪行為有較大程度上的近似性。不過兩次疫情發生的經濟社會背景、疫情波及面、嚴峻程度有較大不同。

　　一是發案量不同。檢察機關提起公訴的涉“非典”疫情案件僅353人，而截至日前，全國檢察機關依法提起公訴的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人數已經超過1000人，檢察機關介入公安立案偵查的案件已經分別達到6000余件8000余人。

　　二是罪名分布不同。“非典”期間檢察機關辦理的涉疫情案件，主要集中在制售偽劣藥品，哄抬物價，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等罪名上，而在今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檢察機關辦理的涉疫情犯罪案件罪名排名前三的分別是詐騙罪、妨害公務罪和生產、銷售不符合標準的醫用器材罪，其中詐騙罪占到所有案件的三成以上，“非典”期間數量最多的三類罪名，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合計占3%左右。

　　三是犯罪手段不同。受網絡技術進步和智能手機普及的影響，本次疫情期間犯罪網絡化、信息化特征明顯。

　　他介紹，除抗拒疫情防控措施犯罪、暴力傷醫犯罪以外，其他幾類犯罪大部分涉及網絡，特別是在目前數量最多、占比最高的詐騙犯罪以及造謠傳謠犯罪中，通過微信、QQ、淘寶等網絡平臺實施的占絕大多數。

　　嫌疑人是確診或疑似患者

　　原則上不適用羈押性措施

　　苗生明說，在強制措施適用上，對于犯罪嫌疑人是確診患者或者疑似患者的案件，原則上不采取羈押性強制措施，要首先保障對其進行醫療救治，體現人道主義關懷，服從防控疫情大局。待治療結束，犯罪嫌疑人身體恢復后，再視案情依法妥善處理。

　　對于確診或者疑似患者，罪行嚴重的，建議公安機關以適當方式、場所予以監視居住。對于已經采取強制措施的其他嫌疑人，落實“少捕慎訴”司法理念和降低審前羈押率的辦案要求，認真開展羈押必要性審查，沒有羈押必要的，及時變更強制措施。

　　他提到，在程序保障上，依法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各項訴訟權利特別是辯護權。

　　凡是符合認罪認罰從寬條件的

　　都要盡可能適用

　　苗生明說，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人民群眾情緒緊張、行動慌亂，在面對嚴格管控、檢查檢測、隔離觀察治療等要求，有時會表現出緊張慌亂，甚至對立、抵觸情緒，易于發生矛盾糾紛，甚至暴力沖突。

　　“在這種情況下，必須要堅持既要嚴格依法辦案，維護防疫管控秩序，構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同時也要充分發揮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在化解社會矛盾糾紛、促進社會和諧穩定方面的特殊作用”。

　　他同時提到，對涉疫案件也要注意區別對待。在打擊重點上，新冠肺炎疫情期間除了把妨害防控措施、哄抬物價、非法經營、制假售假等作為打擊重點外，還專門新增了兩類打擊重點，一是暴力傷醫類犯罪，二是破壞野生動物資源類犯罪。

　　對于惡意傳播肺炎病毒、暴力傷醫、利用疫情制假售假、借機詐騙等危害嚴重、主觀惡性大、影響惡劣的案件，即便認罪認罰，在從寬尺度上也要從嚴把握，體現依法從嚴從重懲處的精神。

　　他特別提到，受疫情影響，有的地方值班律師尚未返崗，部分地方由于看守所防控措施升級，值班律師無法到所提供法律服務。

　　對于這種情況，檢察機關加強與司法行政部門、律協和監管部門的溝通，充分利用遠程音視頻、微信等信息化手段，確保了律師“在場”和具結的有效性。

　　文/記者 孟亞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