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橋群很可能是文獻所載的“中渭橋”

　　2018年10月，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喜慶六十華誕。

　　60年前，在全國文物考古工作剛剛起步時期，陜西省考古研究院(所)成立，承擔起全省文物考古工作的重任。從此，在20萬平方公里的三秦大地上，誕生了一個個考古傳奇：遠古人類、史前遺址、帝王陵墓、古代都城……

　　10年，雖然只是陜西考古歷程的六分之一，但不缺汗水與故事，付出與榮光!從2008年至今，陜西先后有高陵楊官寨遺址、岐山周公廟遺址、富縣秦直道遺址、神木石峁遺址等13項考古榮獲“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位居全國榜首。回望來路，一切都歷歷在目!

　　史前迷霧楊官寨與“石頭城”的對望

　　近10年來，陜西境內史前考古工作取得重大進展，學界圍繞這些新發現也展開了新的研究探索，獲得了許多前所未有的研究成果。其中高陵楊官寨遺址先后入選2008年度和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神木石峁遺址入選2012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楊官寨遺址位于西安市高陵區姬家街道楊官寨村四組東側，是關中地區仰韶中晚期一處特大型中心聚落遺址。自2004年首次發現至今，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對該遺址開展了持續十余年的考古工作。2015年至2017年，為了探索遺址東北部聚落功能區分布狀況，在遺址東段環壕外開展針對性考古發掘工作時，發現一處大型公共墓地。

　　經初步探明，該墓地總面積超過9萬平方米，區域內墓葬分布十分密集，初步推測墓葬總數達數千座，目前已對其中的211座廟底溝文化墓葬進行了發掘清理。“墓葬均為單人一次葬，一些手在人的其他部位，如腿部、腳部，或是填土里面，明顯是被移位的，我們認為這些可能是當時流行的一些喪葬的習俗，我們也在發掘的過程中戲稱這些人是史前的‘剁手黨’。”楊官寨遺址項目負責人楊利平在接受媒體采訪時介紹，該墓地當屬國內首次確認的廟底溝文化大型墓地，填補了相關領域考古發現的空白，為從宏觀上進一步認識楊官寨遺址的聚落布局提供了依據，也為廟底溝文化聚落形態、埋葬習俗、人種學、人群血緣關系、社會組織狀況等重大課題的研究積累了實物資料。

　　“在中國西北俯瞰禿尾河的一處山脊上，研究人員發現了一座曾作為中央宮殿的巨型階梯‘金字塔’，以及防御石墻、制作工具的碎片和多處布滿了殉葬用的人頭骨的葬坑。”2018年8月24日，英國《每日郵報》網站的一篇報道掀起了軒然大波，被稱為“史前中國最大石城”的石峁遺址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

　　位于神木市高家堡鎮的石峁遺址的主體內涵是一座包含“皇城臺”、內城、外城三重城垣的超大型史前城址，城內面積超過400萬平方米。據陜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長、石峁考古隊領隊孫周勇研究員介紹，石峁城址大體量的建筑全是用石頭堆積而成，推算總用石料12.5萬立方米，在中國考古史上絕無僅有。它是人類早期文明的重要見證，徹底改變了人們對中國早期文明格局及發展高度的傳統認識，對進一步了解東亞及東北亞地區早期國家的起源與發展過程具有重要意義。

　　商周風云埋在地下的青銅王朝

　　西周是個讓人著迷的朝代，其都城和王陵經過半個世紀的考古追尋，依舊充滿變數。從周原，到豐鎬，再到洛邑，周朝的先人們歷次遷都，考古學家們也在追尋著先人的足跡一路踏訪而來。不斷出土的青銅器、萬余件西周甲骨、10余座高等級貴族大墓、宏大的建筑基址、種類齊全的“手工作坊”群……驚喜不斷的周公廟遺址和周原遺址，讓考古工作者再次穿越時空，看到了西周王朝的滄桑容顏!

　　早在2003年，考古工作者便根據文獻和考古資料顯示周人遷徙之后的重要文物區域和商周時期的考古遺存，從時空范圍上界定了“大周原”：北到岐山，南到渭河南岸，西到寶雞附近。在周原，考古工作者初步建立了“周原遺址田野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GIS系統”，動態地揭示了周原商周聚落“聚邑成都”的形成過程與性質。鳳雛三號基址，是目前發現的西周單體建筑中規模最大的一處，推測是周代的社祀遺存;發掘的豪華裝飾的車，以往尚未見到;姚家村制作 (鹿)角鏃為主業作坊遺址等的發掘，是重要的手工業研究新資料。值得特別關注的是，確認了周原遺址存在著自然水系與人工水系(池、渠等遺存)共同構成的水網系統，這在都邑考古中具有引領性、示范性作用。而“大周原”區域西部的周公廟遺址，是考古學認定的第一個西周采邑。

　　時隔不久，“大周原”范圍內的石鼓山墓地考古傳來捷報，這處位于寶雞市區正南的渭河南岸臺地上的墓地出土了各類文物共計230余件(組)，其中，多達92件的青銅禮器與26組銘文及族徽符號，特別引人矚目。墓地周邊還發現數座同時期灰坑，說明這里曾是居址，居址與墓地俱全，聚落基本要素俱有，考古人員由此確認這里是一處商周時期聚落(封國或采邑)。這一發現對研究商周采邑的布局形態、采邑制度、發展調整等具有標本作用。

　　付出總有回報!岐山周公廟遺址成功入選2008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石鼓山商周墓地入選201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周原遺址入選2015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秦漢霸業從“雍山祭祀”到“渭橋驚馬”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經過持續的考古發掘，鳳翔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發現了大量與祭祀相關的遺存，確認了這里是西漢初期設立的國家最高等級、專門用于祭祀天地及黑帝的場所——北畤，是首次在秦都雍城附近發現的與古文獻記載相吻合、時代較早、規模最大、性質明確、持續時間最長，且功能結構趨于完整的國家大型祭祀遺址。由于取得豐碩的成果，雍山血池秦漢祭祀遺址以絕對優勢入選2016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一年后，作為在秦漢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都城——櫟陽城遺址入選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秦直道是秦始皇時修建的中國最早的軍事交通要道，是保存至今世界最早的“高速公路”，2009年，陜西省考古研究院對秦直道遺址富縣樺溝口段進行了考古發掘，發現了路面、車轍遺跡以及路面腳印、建筑遺跡等。該考古項目獲得2009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殊榮。同年，持續了近4年的西漢帝陵考古調查及發掘也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提起西漢酷吏張湯，可謂婦孺皆知，然而他的兒子張安世卻鮮為人知。直到2008年鳳棲原西漢張安世家族墓地被發現，這個官至西漢大司馬的張安世才引起人們的關注。2010年度，該考古項目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遇山開路，遇河架橋。考古人員在古都西安西北郊的漢長安城遺址與秦都咸陽宮遺址之間的古渭河河床之上，先后發現了7座呈東西一線排列的“渭河古橋”。這一系列渭橋遺址的發現不但獲得2013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而且，若干以渭橋為背景的典故、事跡，也有了確切的“原生地”，如渭橋驚馬、漢文帝入京繼位大統、南匈奴單于歸順入京等一系列重要大事，均發生于渭橋之上。

　　北宋傳奇“考古鼻祖”墓園遭盜掘

　　北宋年間，藍田縣出了個引人注目的家族群體——呂氏家族。該家族的呂大臨曾師從于大儒程頤，與游酢、楊時、謝良佐并稱程門四先生。除了家學深厚，呂大臨與同族兄弟在文物保護和考古研究等方面做出了大量具有開創意義的成果，被后世稱為“考古鼻祖”。

　　2006年秋，西安市公安局刑偵局二處五大隊成功偵破了一起文物盜竊走私案，收繳文物119件，均為宋代瓷器和漢之前青銅器，其完整、精美程度令人咋舌。案發后由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與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所聯合組隊，于2008年6月對呂氏家族墓地進行了搶救性發掘，共清理墓葬29座，東、西兩側圍溝各一處，調查勘探家廟遺址一座，出土文物700余件組，磚、石墓志銘28盒。2010年度，藍田北宋呂氏家族墓園入選“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記者 趙爭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