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20日，石泉縣譚家灣農民譚福全像往常一樣帶著大兒子譚可寶、二女兒譚可春和三女兒譚可輝到池河邊淘金。他們先在河岸邊挖了一個兩米多深的“金窩子”，開始淘取沙金。下午三點多，二女兒譚可春在沙簍里發現了一個金光燦燦的東西，仔細一看與家里養的蠶子一模一樣，當時一同淘到的還有數枚五銖錢。

　　譚家淘到寶貝的消息很快就傳遍了十里八鄉，第二天，一名縣領導在鎮干部陪同下趕到譚福全家，查看了鎏金銅蠶，承諾聯系省上專家來鑒定。臨走時，縣鎮領導還反復叮嚀譚福全要把鎏金銅蠶保管好，要求一不能丟，二不能賣。譚福全當即表示，如果鎏金銅蠶是文物，就把鎏金銅蠶捐獻給國家。當天晚上，石泉縣廣播電臺也報道了挖掘出土鎏金銅蠶的消息。

　　石泉縣廣播電臺報道了金蠶出土的消息后，好多文物販子跑到譚福全家里來，要收購這件“寶物”，出價最高的達到了8000元。但譚福全一家人根本就沒有賣金蠶的念頭。譚家老小高興了幾個月，也忐忑了幾個月。最后，譚福全決定到西安去鑒定一下金蠶。

　　1985年9月23日，在時任石泉縣計劃委員會主任胡仕佳的引導下，譚福全從堂妹譚福蘭手中借來50元路費，懷揣鎏金銅蠶乘車趕往西安，將鎏金銅蠶捐獻給陜西省博物館(今陜西歷史博物館)。省博物館領導告訴譚福全，這枚鎏金銅蠶是一件非常有價值的出土文物。博物館還給譚福全獎勵了70元現金。省博物館的一位領導得知譚福全借錢作路費的情況后頗為感動，還為他補貼了30元錢的路費。回到家里，譚福全長長松了口氣說“交給國家就安心了”。

　　1986年夏天，譚福全到石泉縣城探視胡仕佳時，得知他上交給省博物館的鎏金銅蠶經考古專家鑒定，為漢代遺物，以紅銅鑄造后施以鎏金工藝，在全國是首次發現，彌足珍貴。

　　陜西歷史博物館收藏的鎏金銅蠶

　　這枚鎏金銅蠶，長5.6厘米，胸高1.8厘米，胸圍1.9厘米，全身共有9個腹節，呈昂首吐絲狀，栩栩如生。頭部中間浮雕2個圓眼，兩眼間有一凸線，上緣為額頭陰刻狀紋，邊下沿施2個小乳狀突，頸背部刻出形凸線紋，腰背部橫刻兩道凸紋，尾部向背部翹起，腹部素面無紋，刻工精致。歷經兩千年風雨，胸足、腹足、尾足完整無損。

　　鎏金銅蠶體現著中國先輩的智慧。鎏金是一種給金屬表面涂金的加工工藝，這一技術在戰國時期就已非常成熟，在漢代使用普遍。將金箔融化于汞，再涂之于器物表面，經過加熱之后汞會蒸發掉，金就貼于器物之上。

　　在中國歷史典籍中，很早就有關于金蠶的記載，晉陸翙《鄴中記》提到，永嘉末年，在齊桓公墓中發現“金蠶數十箔，珠襦、玉匣……不可勝數”;南朝梁任昉《述異記》中也記載吳王闔閭夫人墓中發現“金蠶玉燕千余雙”;北宋李昉《太平御覽》中也提到秦始皇帝陵里“以明珠為日月，魚膏為脂燭，金銀為鳧雁，金蠶三十箱”……而這些史傳筆記中所提到的“金蠶”究竟長什么樣子，一直到這只漢代鎏金銅蠶的出土，才算有了實物佐證。

　　作為蠶絲的發源地，從史前到漢代，中國一直是世界唯一生產絲綢的國家。“鎏金銅蠶”的發現，說明漢代陜西漢中地區的養蠶活動已經形成了相當規模。張騫“鑿空”西域之后，在漢代“絲綢之路”上向西方諸國輸出的商品，也主要是絲綢。

　　2017年5月14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開幕式發表的主旨演講中提到了珍藏在陜西歷史博物館的“鎏金銅蠶”，見證了2000多年前先輩開辟絲綢之路的歷史。“鎏金銅蠶”可謂絲綢之路在中外經濟文化交流中發揮紐帶作用的標志，集中體現了中國古代養蠶繅絲技術和絲織品貿易在漢代中西貿易交流中的重要地位。

　　西安博物院收藏的鎏金銅蠶

　　西北大學博物館收藏的鎏金銅蠶

　　此外，西北大學博物館和西安博物院也分別珍藏了一件鎏金銅蠶。西北大學博物館收藏的鎏金銅蠶通長4.9厘米，最大直徑約1厘米，重19.5克，保存非常完整。銅蠶首尾共九節，有8對胸腳、腹腳和尾腳，有一尾刺，嘴部的十字分界都淋漓盡致表現了出來。該銅蠶原本周身鎏金，因出土時間較早且經人把玩過，鎏金絕大部分已脫落，惟腹部及凹陷處還能看到部分殘余鎏金。西安博物院收藏的鎏金銅蠶通長5.1厘米，重200克，有尾刺，首尾共六節，鎏金大部脫落，尾部有殘余鎏金，為1974年西安北郊大白楊村征集得來。陜西歷史博物館的鎏金銅蠶頭胸部昂起，沒有尾刺，似在吐絲;西北大學博物館和西安博物院收藏的鎏金銅蠶呈柱狀，有尾刺，是蠶的中壯年時代，尚未吐絲。

　　(原載于《陜西古代青銅器》文物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