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地考古遺跡正射影像總圖(資料照片)。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供圖

朱雀大街五橋并列遺址中東起第二座橋臺南壁正視圖(資料照片)。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供圖

　　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是連接皇城朱雀門與外郭城明德門的南北向大街，也是唐長安城南北中軸線。2021年5月至2022年12月，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院在西安小雁塔西北角工地開展考古發掘工作，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考古人員發現了橫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及渠上5座橋梁基址，這是目前經考古發掘出土的我國古代最早的五橋并列遺址。

　　朱雀大街考古有新發現

　　經過一年多的發掘，考古人員共計發現隋唐至明清各類遺跡20余處，包括道路4條、渠溝3條、橋址7座、墻基2道、門址1座、涵洞1處、井1口和骨灰瘞埋遺跡2處。出土各類文物350余件，包括陶器、釉陶器、唐三彩、瓷器、銅器、銅錢、鐵器及建筑構件等。

　　韓愈曾寫下“天街小雨潤如酥，草色遙看近卻無”的詩句。關于詩中的“天街”，有人認為是朱雀大街。

　　經過發掘，考古人員揭露出一段朱雀大街遺址(工地考古遺跡正射影像總圖中的L2)，東西發掘殘寬約101米，南北殘長約25米，出土開元通寶銅錢、陶瓷殘片等。

　　本次發掘的區域位于西安市碑林區長安路街道，北接友誼西路，西鄰朱雀大街北段，東至小雁塔北門，大體坐落于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與外郭城第七橫街交匯處、安仁坊西北部一帶。通過發掘，考古人員發現隋唐道路兩條，一條為隋唐朱雀大街，另一條東西向大街為隋唐長安城外郭城第七橫街，路上有較為密集的車轍痕跡。

　　考古人員還發現隋唐渠溝兩條，一條為橫穿朱雀大街的東西向水渠(工地考古遺跡正射影像總圖中的G1)，發掘殘長135米，另一條為南北向水溝(工地考古遺跡正射影像總圖中的G2)，為朱雀大街的東側路溝，發掘殘長42米。兩條溝渠剖面均為口大底小的梯形，斜壁內收，底部平坦。兩條溝渠的遺址中出土了多種文物，如隋五銖、開元通寶、乾元重寶等銅錢，還有陶背水罐、弦紋罐、綠釉碗、白瓷盆、青瓷盞、黑釉唾壺、褐釉雙魚壺、青釉執壺、蓮花紋瓦當等。

　　橫穿朱雀大街的水渠，近年在外郭城第七橫街南側的豐樂坊、安仁坊北側一線都有發現，長度超過1000米。據《舊唐書》記載，“九月庚申，京兆尹黎干以京城薪炭不給，奏開漕渠，自南山谷口入京城，至薦福寺東街，北抵景風、延喜門入苑，闊八尺，深一丈。”文獻所載的漕渠與本次發現的渠道路線相近，但是根據遺跡現象、結合科技考古的測年推斷，二者并不相同，此次發現的水渠開鑿年代可能早至隋朝或初唐時期。

　　中國都城禮制文化的實物見證

　　此次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五橋并列遺址的發現，為確定朱雀大街的寬度提供了有力支撐。在橫穿朱雀大街的水渠內發現的5座東西并列的橋址(工地考古遺跡正射影像總圖中的Q1—Q5)，中間最寬，兩邊稍窄，間距大致相同，皆為南北走向。渠岸兩側的橋臺皆為疊澀砌磚，磚壁與渠岸之間開挖有生土槽，其下鋪設石礎，上原安置木柱，建有木橋。木橋皆腐朽不存，僅殘存橋面以下的部分磚石結構。

　　居中橋址(工地考古遺跡正射影像總圖中的Q3)最寬。橋基北側發現5個礎坑遺跡，其中尚存3個礎石。此外，在水渠北岸磚壁上發現有柱洞遺跡，南北橋臺外靠近渠岸一側發現有與磚壁平行的橫木遺跡，這些都是后期維修留下的遺跡。兩側4座橋址略窄，完整者南北兩側各存4對礎石。

　　據《長安志》等文獻記載，朱雀大街“廣百步”，折合今150米左右。根據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考古勘探資料，朱雀大街的寬度達150米至155米。本次發掘的五橋并列遺址，中橋中軸線與朱雀大街東側水溝西岸相距63.5米，結合近年社科院考古所唐城隊在明德門附近的考古發掘成果，考古人員據此推算朱雀大街的實際寬度約130米。

　　在朱雀大街東側水溝上，還發現連接朱雀大街與外郭城第七橫街的2處橋梁基址(工地考古遺跡正射影像總圖中的Q6、Q7)，南北向并列，可見成排的木柱遺跡。

　　在考古現場東南部，發現隋唐長安城安仁坊西北角墻基、北坊墻角門及北側涵洞遺跡。在安仁坊西北角附近的北墻上發現一處角門遺址，距離西北角僅13米。門址已遭破壞，未見墩臺遺跡，寬度不詳。涵洞位于角門外的水渠上，由洞身和洞口組成，整體用青磚砌筑，南壁保存較好。考古人員推測唐代薦福寺浮圖院通過此便門，跨過涵橋與第七橫街相通。

　　據考古實測，朱雀大街五橋并列遺址中的中橋恰好位于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的中軸線上，與明德門五門道的中門道南北相對。朱雀大街五橋并列遺址位于隋唐長安城朱雀門外1200多米處，與朱雀門和明德門遙相呼應，體現了都城禮制的最高等級，對于隋唐長安城形制布局及禮儀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義。

　　據《大業雜記》記載，隋東都洛陽“建國門，即羅城南正門也。門南二里，有甘泉渠，疏洛入伊。渠上有通仙橋五道，時人亦謂之五橋”。這是文獻關于五橋并列的最早記載，但是具體形制不明。本次發掘的朱雀大街五橋并列遺址是目前經考古發掘出土的我國古代最早的同類遺址，也是中國都城禮制文化起源、傳承和發展的實物見證。

　　“本次發掘是隋唐長安城考古的一次重大發現，對研究都城禮制建筑、道路、里坊布局、橋梁結構以及人工水道的修筑及流向具有重要意義。”隋唐長安城朱雀大街五橋并列遺址項目負責人張全民說。（記者 趙茁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