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為團級干部的賀熙成

　　陳代富滾到敵人的地堡前，將爆破筒塞入敵地堡時，被里面的印軍推了出來。在危急時刻，他爬上地堡，扒開堡頂積土，將爆破筒從頂蓋圓木間隙插了進去，并用胸口頂住爆破筒，不讓印軍推出。當爆破筒即將爆炸的一瞬間，他迅速滾離了地堡。地堡被炸毀了，打開了部隊前進的道路，陳代富也因此被譽為“活著的黃繼光”。

　　□賀熙成/口述 湯禮春/整理

　　一

　　1962年9月的一天，我所在的130師突然接到命令：作半個月的作戰準備。我們即刻從農場轉回軍營，擦槍、領彈藥、戰前訓練，緊張忙碌了起來。

　　半個月后，我們又乘車沿川藏公路出發再次進藏。此次我們要參加的是打擊印度入侵我國領土的戰斗，把印度軍隊趕出國門去。這一次，我們54軍僅我們師參加了“中印之戰”的東線戰斗，由軍長丁盛親自指揮。由于我們師曾經進藏平叛，平叛后解放農奴，恢復地方政權，所以深得藏民的擁護，當我們師一萬余人進入前線時，身后就有二萬余藏民幫我們修公路，運送糧草彈藥。

　　我們師此次發動的戰役是“瓦弄反擊戰”。瓦弄位于喜馬拉雅山南麓，該地區山高林密，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斷崖、峭壁、河流湍急，易守難攻，印軍憑險而據，還大修地堡，配置極強的火力點，揚言可以把守一百年。

　　戰役發起前，我們是很隱蔽地進入前線的。當時我在團部政治處當保衛干事。我發現我們團部隱蔽的對面山頭有印軍出沒。為了在總攻開始前肅清對面山頭之敵，團長派了兩個偵察兵前去偵察。偵察員在夜里悄悄爬上敵人的山頭前，天亮后再利用巖石草叢的隱蔽來觀察敵軍的情況。經過一整天的觀察，他們只發現有幾個人頭出現過，斷定守這個山頭的敵軍只有一個加強班。團長決定組成一個尖刀連，在總攻發起之前，先將這個山頭拿下。

　　此次尖刀連的戰斗打得異常激烈，尖刀連連長根據偵察員的情報，說敵人只有一個加強班，故先期派了一個排沖鋒，誰知快攻上山頭時，敵人的火力驟然猛烈起來，先鋒排的排長當場犧牲，其他戰士也差不多全部陣亡了。根據敵人火力判斷，把守在這個山頭的敵人有100多人，是個加強連。于是，尖刀連連長親自率領全連戰士攻了上去。由于山太陡，機槍都架不穩，只有靠兩個人抬起機槍才能射擊，所以戰斗打得十分艱苦，戰斗中我軍又犧牲了一個排長和幾十個戰士。幸好守在山頭的印軍其實都是招募尼泊爾等鄰國的雇傭兵，他們怕死，打了一陣后，見我們的戰士如此勇敢，不怕死地直往上沖，便放棄了陣地，四處潰逃起來，結果有4個逃兵慌不擇路地居然跑到我們團部前。當時我們在團部有的在看圖，有的在擦槍，沒想到會突然出現4個敵兵。幸好這4個逃兵是怕死的，一見我們的哨兵端槍喝問，走在前頭的2個便舉手投降了，而后面的2個掉頭就跑，其中一個當場掉下山摔死了，另一個滾下山后就不見了蹤影。4個小時后，從遠處的山頭有敵軍的炮彈向我們團部打來。我們才明白，肯定是那個滾下山后的逃兵逃回去了，向上司報告說發現了我們的團部。敵人的炮火很猛，壓得我們都抬不起頭來，團部給我們每人發了一把小鍬，要我們臨時挖坑隱蔽。好在敵人的炮火都是從我們的頭上飛過，落到我們后面的一個高一點的山頭，估計敵人是判斷錯了，否則我們團部就要吃大虧了。

　　1962年10月20日，我們師打響了“瓦弄反擊戰”，在掃清敵人的地堡群、火力點中，戰斗十分激烈，我們師共陣亡了400多戰士。由于我軍作戰勇敢，印軍都膽寒起來，只抵抗了個幾小時就放棄了陣地，全面潰逃起來。僅僅一天，我們師就結束了戰斗。戰斗結束后，經清點，除了打死幾百個盤踞在地堡、火力點的印軍外，其余幾千名敵兵都逃得不見了蹤影。丁盛軍長立即召開會議，分析敵軍的去向，大家一致認為：這幾千名雇傭兵都是空投而來的，他們甚至都不知道往哪個方向逃，肯定是四處亂竄，在周圍的山上躲起來了。丁軍長命令我們師全體官兵開始在周圍搜山，果然如分析的那樣，共搜出幾千個敵軍俘虜。我曾經擔任過指導員的那個連就差不多抓了一個連的俘虜，連長因此立了特等功，叫我羨慕得不得了。

　　在我們搜山的過程中，印度軍方還不知道他們的部隊已經潰逃，還在不停地用飛機向原先的陣地空投生活物資。只見到處是一片白茫茫的降落傘，我們都歡呼：敵人給我們送吃的來了。可惜的是當時的印度也不是富國，空投的罐頭里裝的都是豌豆、土豆，沒有一點肉腥。

　　二

　　“瓦弄反擊戰”，我們師出了兩個“戰斗英雄”。一個是排長周天喜，他在爆破了敵人幾個地堡后，當場犧牲了。另一個是陳代富，他當時在高機排當戰士，當他們排奉命摧毀印軍無名高地中央地堡群母堡時，負責爆破的戰士接二連三地犧牲，排長就叫陳代富去執行爆破任務。陳代富機靈地滾到敵人的地堡前，將爆破筒塞入敵地堡時，被里面的印軍推了出來。在危急時刻，他爬上地堡，扒開堡頂積土，將爆破筒從頂蓋圓木間隙插了進去，并用胸口頂住爆破筒，不讓印軍推出。當爆破筒即將爆炸的一瞬間，他迅速滾離了地堡。地堡被炸毀了，打開了部隊前進的道路，陳代富也因此被譽為“活著的黃繼光”。戰斗結束后，我奉命陪陳代富到部隊各基層作“戰斗事跡報告”，他只有小學文化程度，所以在作報告前，常要我幫忙指導指導。在陪他下基層作報告的半個來月中，我和他成了無話不談的“哥們”。

　　這次戰役后，我還奉命作了一段時間的俘虜管理工作。我們聽從毛主席周總理的指示，對幾千印度戰俘十分優待，當時我們穿的還是舊棉衣，卻給印軍俘虜每人發了一套新棉衣;在吃的方面不僅比我們吃得好，而且給他們每人每天發一包“大前門”煙抽。因為有許多俘虜信伊斯蘭教，我們還組織他們做“禮拜”，組織他們開展打籃球等娛樂活動。后來，當我們將這些印軍俘虜移交給他們的“紅十字會”時，很多俘虜抱著我們痛哭，不愿回國，有的還說他們愿當一輩子的中國俘虜。

　　1978年9月，我從部隊轉業到了地方。回顧我的軍人生涯，從一名戰士到團級干部，我在部隊共戰斗生活了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