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呂志軍

　　市場建起，怎么課捐收稅，如何管理是其商行核心。

　　張子宜起初的設想是，現兩路一帶人行道“營業之商販每日租賃木板一副，出租賃費多在一千元左右，最少在五百元以上，本院為攤販搭設席棚及置物之床凳，每個攤位需設備費叁萬伍仟元，每日僅收租賃費二百元”。但“多數商販仍持觀望態度不肯遷入”，后改為“育幼院和商販簽訂地皮租賃合同，一年一簽，租賃費每屆月初交清;地皮租賃費每月暫定為三千元”。

　　1946年8月7日，張子宜按市政府要求，呈報了市場管理規則和攤販規則，并與12日請予開業，邊辦手續邊試營業。此時，建設科提議，“地租之規定，設備費之收取，捐稅之征收，攤販之管理，均尚有研究必要，擬再由地(政科)、財(政科)、建(社科)、社(會科)四科會商詳核，以期公允而免物議”。

　　8月26日，西安市政府市場業務管理聯席座談會議召開，核定民生事項，決議為“依土地法規定，私有房地租金不得超過房地總值價年息10%，查該院租賃費一萬八千元包括攤販置貨之木床席棚，無法核定，應飭將席棚木床及租賃租金分別呈明再行核辦;所稱設備費似為押金性質，依法押金不得超過兩月租金總和，應俟租金決定后再行核定;查商戶課征捐稅應先查定資本額，該院民生市場既已成立，應由財政科派員按戶查估資本，以資課征應收捐稅;查攤販既成為商戶，應按營業種類分別加入各該同業公會，以便管理”，“再則亦可限制游資商人為避免稅捐藉攤販而營利”。

　　此后，市政府幾科室為此事，在各方面事項確定中，態度極其審慎細致，分別就攤販數，遷移點，管理規則，課捐數目，改名商戶等作了調研和研究。

　　9月中旬，根據每一攤販所占面積“經計算結果，至多為一厘，依照該地最近地價每畝一千萬元，及席棚攤架等設備約值十萬元估計，則依法每攤販應納租金為二千元。唯念該院(育幼院)系慈善機關，一切開支均大，為顧及事實起見，擬酌予提高為每月租金三千元，至設備費，系押金性質，依法應為六千元”。

　　9月，西安市市長張丹柏就張子宜創辦民生市場，給陜西省政府主席祝紹周發了公函，上報市場各項事宜。

　　10月8日，張子宜就創辦“民生市場”寫信給陜西省政府主席祝紹周，信中稱“多數攤販仍持觀望態度不肯遷入，以致攤位虛設，徒累不址，擬請鈞府體念本院經費困難籌備不易，派員至崇悌路一帶調查實際情形，諭令攤販入內營業，亦準將租賃費酌予增加以示體恤而維現狀”。祝紹周收到張子宜的信后，11月4日，給西安市政府發“令”，“查該院所陳各節如果屬實，自應予以協助，設法使各攤販遷入營業至所稱，請準增加租賃費一節，亦應斟酌實際，予以合理規定而維慈幼事業之發展”。

　　1946年11月，西安市政府建設科查對民生市場征稅情況，并建議對課稅名稱予以規范。13日祝紹周再次給西安市政府令，令市政府準予西安私立子宜育幼院開辦市場并收租金，租戶同時向市政府繳納營業捐。

　　民生市場于陰歷九月舉辦了隆重開業儀式。張博五穿長袍馬褂領女兒張家珍主持了儀式。西安各界知名人士出席祝賀。張子宜淡泊名利，在太乙宮育幼院，沒有參加。

　　1947年3月，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經西安市長批示后，還刊發消息，介紹張子宜辦民生市場事跡。

　　在解放戰爭開始以后，國民黨政府不斷擴大捐稅名目，“自古未聞糞有稅，而今唯有屁無捐”、“一年幾征糧，百姓餓斷腸”是對那個時代的真實寫照。有人統計，當時僅國民政府的“正捐”就多達170多種。據西安市文史資料中李文斌所寫，迫于繁重的捐稅，自1947年起，民生市場曾有過數次抗捐斗爭。張子宜對政府所收稅收是支持繳納的，但對巧立名目派發的其他雜捐則是非常抵制的，因為百姓謀生不易，且攤販所交攤費完全是為了養活孤兒。

　　1947年夏，西安市政府又向攤販征收清潔捐，7月5日，張博五、焦偉卿等代表全體攤販再次上書市政府，“民等多系戰區難民，以原籍無法居住謀生，扶老攜幼逃至西安，擺設小攤營業資本缺乏，所有貨物多系寄賣，或向同鄉商號賒借而來藉謀蠅頭之利”，“最近物價高漲，一般人民經濟困難，購買力減低以致營業蕭條,每個攤位每日營業額由數萬元至十余萬元不等，如遇天變風雨則全不能營業”，“商民每日盈余多則二三萬元，少則數千元，所有衣食醫藥及子女教育費均恃此維持，所獲盈余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蓄妻子”，因而不能負擔清潔捐。市政府將此具呈交由省警察局查照核辦，后不了了之。連載(之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