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功晶

　　聽書的方式，從茶樓酒肆到個人家里的收音機，從小巧輕便的MP3到一體多用的智能手機，而今，兜兜轉轉，又回到了最初的地方。

　　像我這樣的80后，無論是鄉村抑或城鎮長大的孩子，大多聽過說書。鄉下自有走街串巷的說書人，一把胡琴、一副魚鼓，喝一口茶清潤一下嗓子，就可以開場了。生活在城鎮的祖父這一輩大多都有一部半導體收音機，在那個沒有互聯網的年代，開廣播聽說書就成了茶余飯后的功課。

　　我和聽書的緣分，源自于我的外祖父。彼時，外祖父常去茶樓喝茶，還愛拉著我一道去。在那個茶香四溢、瓜子殼亂飛的天地，外祖父手托一杯清茶，蹺著二郎腿沉浸在低吟淺唱的說書聲中;而我則趴在桌面，一個勁地吃頗具蘇式風味的茶樓點心、生煎饅頭和蟹殼黃。

　　到了上世紀九十年代，我上小學了，每天中午用過午飯，年邁的叔祖母顫巍巍地踮著那雙三寸金蓮，摸索著扭開櫥柜臺上的收音機，隨后從里屋搬出一把躺椅，半躺著，瞇縫著眼，靜候老匣子里飄出來那弦琶琮琤的評彈聲。這是一場無聲的連續劇，既不妨礙休養，又不傷視力，這段午休時光大概是她晚年生活一天中最為愜意的時光了。評彈是蘇州地方特色的說書，對于識字不多的叔祖母來說，聽書畢竟比一個字一個字地看書要輕松省力得多。印象最為深刻的莫過于《三笑》《玉蜻蜓》，《三笑》中華太師府上兩個傻公子的癡言呆語經常逗得她咯咯直笑，而聽到《玉蜻蜓》“庵堂認母”，叔祖母的神情嚴肅起來，一副悲憫的神情，眼眶里竟噙著淚花，嘴里還喃喃自語：元宰這小囡，從小無父無母，好生作孽(可憐的意思)。

　　受了叔祖母的影響，我也迷上了聽書。每天做完手頭功課，窩在沙發里，閉目養神聽說書，竟也其樂無窮。較之吳儂軟語的評彈，我更偏愛單田芳、袁闊成、劉蘭芳等評書名家精彩紛呈的“說大書”。伴隨著單老先生略帶沙啞卻極富感染力的聲音，隨燕王朱棣破虜掃北、跟秦瓊打大唐江山、和白眉大俠一起仗劍天涯……聽到劉蘭芳女士說的《岳飛傳》里楊再興和羅延慶為了爭兩家祖宗誰更牛逼，去校場比武，被牛皋這個粗人橫插一竿，忍不住失聲大笑。最為波瀾壯闊的當數袁闊成先生的《三國演義》，從桃園結義到三國歸晉，讓我了解這一段歷史長河的變遷。惜乎，每天中午限播一集，在“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聲中戛然而止，只好伸長脖子等待第二天，有一集沒一集地陸陸續續聽個大概。

　　直至我上了中學，流行起VCD、DVD，出了整套的單田芳、田連元、劉蘭芳評書，可以在屏幕上觀摩這些“說書大家”的真身風采，一人、一扇、一塊醒木……從頭至尾，想看多久就看多久，惹得我好不眼饞，只可惜當年我只是一個窮學生，囊中羞澀得緊。

　　大學畢業踏上工作崗位后，新興起更為便捷小巧的MP3，彼時口袋里有了閑錢，我也跑到商場買了一個，把童年陸陸續續沒有聽全的評書系列都下載在MP3里。一部接著一部聽，不用苦苦等待，想聽多少就聽多少。午休時間聽，晚上睡前聽，可能是工作勞累的緣故，每每聽不過五分鐘就迷迷糊糊進入夢鄉，第二天還得從頭聽起。我想把這份喜悅與叔祖母一起分享，可當我再次探望她老人家的時候，她已經患上嚴重的老年癡呆，連親生子女都認不清，甭提聽書了。

　　跨入二十一世紀，央視掀起一股“百家講壇”說書潮，學者教授們擺脫了呆板嚴肅的學術氛圍，以通俗淺顯、幽默睿智的語言講歷史，在民間刮起一陣“小清新”之風。從易中天的說三國到閻崇年的清史，再到王立群的史記……有點類似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

　　時代日新月異，說書的方式也與時俱進。本來以為，現在很少會有年輕人聽說書了，可隨著手機軟件“喜馬拉雅”橫空出世，《陰間神探》《摸金天師》《盜墓筆記》等網絡小說改成的音頻小說，吸引90后乃至更多00后，他們還主動掏腰包“追劇”，說書先生的月收入高達百萬，成了一項令人眼熱的職業，軟件上最紅的一位說書人居然是“不為五斗米折腰”的陶淵明后人。

　　近年來，我行走古鎮村落的弄堂街巷，進入茶館酒樓，發現里面竟然是多年前的布置：茶樓里，說書先生面前桌上放著醒木、折扇、手絹，左右兩張方桌擺著瓷碗茶水，他口若懸河，滔滔不絕，聽到緊張關鍵時分，驚堂木一拍，“欲知后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把我從現實拉入回憶。聽書的方式，從茶樓酒肆到個人家里的收音機，從小巧輕便的MP3到一體多用的智能手機，而今，兜兜轉轉，又回到了最初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