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李剛

　　一方水土涵養一方人的精神風貌。陜西地處黃土高原，又是十三朝文明古都，從而育化了明清陜西商人以“忠”為核心價值，以“道”為經營理念，以“勇”為行為特色的精神構架。這種精神構架支撐了陜西商人在明清中國商業史上創造了輝煌業績，并成為今日陜西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精神動力。

　　一、陜西商人的核心價值：忠

　　陜西商人精神核心的“忠”，首先是指“忠義”。忠就是忠于國家，將商業經營與國家興亡聯系在一起。自商鞅變法以來，陜西商人就形成了“以商事國”“家國一體”的家國意識，自覺將經商行為與國家興亡合而為一，以實現民族興旺和富國強兵為商業經營的出發點與歸宿，這是十三朝文明古都培育的“國都意識”和“首善理念”在經商領域的展現，也是陜西人作為華夏文化“守墓人”的責任自覺。這種“忠義”精神《漢口山陜會館志》有總結性說明：“秦晉商人體夫子(關公)之心，以事君則忠君也，以事孝則孝子也，以敬先則孝悌也，以交友則良朋也，忠心忠行，行心篤敬。”

　　陜西商人的“忠”又涵蓋“忠厚”之意。陜西地處黃土高原，土厚水深、原廡川廣的自然環境，羽化了秦人厚重質直、敦厚樸實的人格特征，使陜西商人在其經營中忠厚為本，樸實不欺，以“陜棒槌”的文化表征符號在明清中國商界廣為傳揚。清末文人郭嵩燾在比較山陜商人的特點時說：“中國商賈夙稱山陜，山陜人之智術不及江浙，其榷算不能及江西湖廣，而世守商賈之業，惟其心樸而心實也。”正因為陜西商人宅心仁厚，質樸無詐，才結緣各方，人們都愿意與陜西人做生意。對此蘇州《新修陜西會館記》有總結性說明：“吾鄉土厚水深，風淳俗厚，人多質直慷爽，詞無旁枝，不侵為然諾，意所不可，不難面析人非，而胸中朗朗，幾無微芥蒂，以故四方之士，樂與其易而諒其心。”

　　陜西商人的“忠”還包括“忠誠”“忠信”的價值取向。陜西山高泉龐、雄關峙立的人文環境，形成秦人骨骾成性，質直不欺的性格特點，使陜西商人在經營中至誠至信，忠信為本，以誠信不二而著稱中國商界。陜西商人在河南社旗山陜會館內豎有《眾商合議戥秤定規矩碑》，該碑除了對戥秤有統一規定外，還對秤作了文化闡釋，認為“秤星”就是“誠信”的諧音，表現了陜西商人在忠厚誠信上的硬制度與軟約束。對于陜西商人的忠信誠實精神，河南洛陽山陜會館陜西商人所獻《山陜會館關帝儀仗記》有精當總結，“帝君之忠義神武實是以震浮起扉，為萬世則故即載……以風示商賈，使熙熙攘攘竟刀錐子母者，日夕旅錄于帝之旁，庶其觸目警心，不至見利忘義，角乖張而尚狙詐也。”

　　二、陜西商人的經營理念：道

　　陜西商人的“道”，首先是指經營的規則和制度。無規矩不成方圓，按商業規則行事就會左右逢源，縱橫捭闔，否則就會失道亂為，貪利壞法。安徽亳州山陜會館大門前鐫刻的一副對聯就是：人有意意有念念有欲欲有貪貪得無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萬象皆空，意即商人求利的物欲動機必須受到規則的權衡與制約。因此，陜西商人很注重制度建設，他們通過厘定《店規》《行規》《會規》等經營規則，規范商人的市場行為，使陜西商人以制度之嚴整、隊伍之整齊而著稱中國商界。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區域地理學泰斗任乃強先生總結陜西商人在西康經營成功的經驗就是：“其組織似粗，而實嚴密，各方皆能顧到，故少失敗，人各樂于努力，樂于積存，故其業有興無敗者。我國舊式商業，山陜人最為擅長，凡此規模，即其所創。”李亦人先生寫《西康綜覽》時亦描出，陜商“資本之雄厚，規模之闊大，態度之佳良，目光之敏銳，在康地商人中，皆為首屈”。這些不是溢美之詞，而是對歷史的客觀總結。

　　陜西商人經營的“道”，又是指按規則辦事。陜西皇天后土的人文構造，給了陜西商人能夠穿透事物表象抓住事物本質的靈氣，是他們能夠在風波驟起、跌宕起伏的商業經營中，探尋商業發展規律，將商業實踐提升到理性的高度，表現了極高的商業素養。在中國商業史上，是陜西商人最先提出了“賈道”的基本概念和按賈道經營的科學思想，這是陜西商人給我們留下的極為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陜西商人已經把“賈道”提升到工具理性的高度，并將薄利多銷、轉快利多作為“賈道”的基本內涵，表現出極高的經營靈性和職業自覺。正因為陜西商人努力探索商業經營之道并按商業規律辦事，才在明清之際涌現出諸如賈云山、秦后渠、師從政等一大批經商才俊，成為明清時期中國優秀商人的代表。

　　三、陜西商人的行為特點：勇

　　陜西商人的“勇”，首先是指不畏艱難，萬里拓荒的經商氣概。祖國西部地處邊陲，這里天蒼野茫，高山巨川，遼荒萬里，戈壁瀚海。這種嚴酷的生態環境，南方人視為畏途，而陜西人長期形成的尚氣概、先勇力、堅毅果敢的強悍性格，卻適應了這一方貿易環境。陜西風剛土厚、地僻泉龐的生態條件撫育了秦人厚重質樸、剛毅果敢的骨骾性格;而陜西水深土厚，求生也艱的生存環境又羽化了秦人輕生重死、亡命天涯的行為特點，使陜西商人可以坦然面對西部的貿易環境，攜資江湖，萬里拓荒，取得西部貿易通商的勝利。

　　陜西商人的“勇”，又是指不畏強暴，奮力拼博的負氣尚武精神。明清時期的西部，不僅自然條件惡劣，社會條件也很不安定。翻閱明清以來的陜西地方志，陜西商人被土匪殺死在這條漫漫商路上的記載所在多有。這便說明只有具備不畏強暴、英勇尚武的素質，才能在這條西部的商道上殺出一條血路，服牛格馬，周流天下。正因為具有英勇尚武、不畏強暴的粗獷性格，才使得陜西商人能夠適應兵荒馬亂土匪剪徑的社會環境。

　　陜西商人的“勇”更是指敢冒風險，勇闖禁區的開拓精神。在整個明代，陜西商人都在同明政府的非自由貿易體制進行頑強抗爭，一次次向政府劃定的政策紅線發動沖擊，一次次冒死跨越政策法令的禁區，推動政府進行政策的調整，才使明清西部貿易發展到波瀾壯闊的局面。在西北邊茶貿易中，陜西商人明初首先對明廷不準在陜西境內販茶的“禁茶”制度發起沖擊，蓄茶自販，私茶橫行，迫使明政府在成化五年允其合法。明代中葉，他們又再次沖破明政府“越境下湖南者禁止”的政策限制，大量販運湖南安化茶葉到西部銷售，迫使明政府再次放寬政策。在西南邊茶貿易中，陜西商人又突破漢商“不入夷地”的規定，到草原深處的爐霍販茶，“使爐霍的商情頓行活躍”，然后又“赴甘孜設市”，使該地“市場因之勃興”。在四川邊鹽貿易中，陜西商人不顧清政府“邊商均在川黔接壤設店發賣”引岸制度的規定，冒死犯禁，攜帶鹽船，“由黔侵灌而湘而粵而滇”一路凱歌，將川鹽銷區擴大到云貴十分之七的府縣。在陜北邊地貿易中，陜西商人沖破政府“內地民人不許擅入蒙地”的限制，“攜帶牛車，三五人一幫……一直向內蒙古地區西進，流動于伊盟各旗之間”，這就是《神木縣志》記載的“土著賈人，每赴蒙古各旗販買駝馬牛羊，往他處轉賣”的史實。

　　所以，陜西商人其心也忠，其行有道，其人也勇。這與晉商的義、德、勤;徽商的仁、倫、智;浙商的身、道、慈，形成鮮明的區別，展現了中國商業文化靈空的多元性。

　　(作者系西北大學哲學與社會學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