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在多次勸蔣介石抗日無果后，采取“兵諫”，發動了震驚中外的西安事變。在這一重大歷史事變中，隱蔽戰線在黨中央領導下，積極對國民黨上層人士和軍官將領宣傳抗日政策和民族大義，開展了卓有成效的聯絡工作，為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發揮重要作用。

　　寫密信 促聯合

　　隨著全國抗日救亡運動興起，如何挽救民族危亡，成為擺在中國共產黨面前最緊迫的問題。1935年12月，毛澤東在瓦窯堡會議上明確提出，黨的基本策略任務是建立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此后，黨中央領導隱蔽戰線，通過各種渠道向國內各派上層人士宣傳我黨抗日主張，并專門派遣潘漢年等人赴上海打通聯絡渠道，推動愛國人士宋慶齡、沈鈞儒、鄒韜奮等人發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主張“停止內戰、一致抗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窯堡會議舊址

　　黨中央高度重視聯絡西北抗日力量，決定對駐扎西北的張學良東北軍和楊虎城第十七路軍開展統戰聯絡工作，以期實現西北地區抗日力量大聯合。毛澤東親自撰寫信件，派地下黨員汪鋒送往楊虎城處，并囑咐:“我們提出‘西北大聯合’，爭取同張學良、楊虎城搞好關系，然后才有全國的大聯合”。汪鋒不負厚望，幾經輾轉，在西安向楊虎城遞交了毛澤東的親筆信，轉達了合作抗日意向。楊虎城接信后，立即邀請中共隱蔽戰線的王世英、南漢宸赴西安密談，進一步了解了中共的政策要求，達成了合作的初步協議。

　　赴密談 定和局

　　為實現合作，中共中央成立了東北軍工作委員會，開展對東北軍團結工作，釋放了大量東北軍俘虜，體現中共與東北軍聯合抗日的誠意。

　　1935年10月陜北榆林橋戰役中，紅軍殲滅了東北軍主力619團，俘虜了團長高福源。負責隱蔽戰線工作的李克農同志發現具有強烈愛國之心與故土之情的高福源值得爭取，多次找高福源談話，巧妙教育感化，使其進一步了解、認同我黨抗日主張。之后，高福源主動牽線搭橋，張學良同意與中共派出的代表會晤。

　　1936年2月，李克農等人由高福源陪同前往洛川與張學良秘密會談。李克農針對張學良提出的問題，闡明我黨的政策主張，揭露蔣介石對外妥協投降、對內消滅異己的陰謀，用事實說明東北軍只有同我黨聯合抗日才有出路。經過長達半個多月的積極爭取，談判取得了重要成果，雙方觀點不斷接近。

　　這次談判為同年4月周恩來與張學良在延安的秘密會談打下了良好基礎。毛澤東聽了洛川會談情況后稱贊：“李克農這次單槍匹馬，工作搞得很好!”

　　發密電 立功勛

　　1936年4月9日，周恩來、張學良在延安舉行秘密會談。張學良接受了我黨關于停止內戰、共同抗日的政治主張，并表明了爭取蔣介石抗日的態度，同意中共派隱蔽戰線干部劉鼎為聯絡代表駐東北軍，并建立秘密電臺。

　　1936年12月12日,多次要求抗日遭拒的張學良、楊虎城在西安臨潼扣留蔣介石，發動西安事變，逼蔣抗日。

　　在事變前，張學良把實施“兵諫”，捕捉蔣介石的決定告訴劉鼎，劉立即用秘密電臺向中共中央發出關于事變的第一份電報。此后，劉鼎持續跟蹤事變進展，對黨中央提前掌握情況、做出決策發揮關鍵作用。毛澤東高度贊譽:“西安事變，劉鼎是有功的。”

　　劉鼎

　　轉乾坤統戰線

　　西安事變發生后，中共中央于12月17日派遣周恩來作為代表前往西安商量大計。周恩來與張學良商談了關于正確解決西安事變的問題。但國民黨內以何應欽為首乘機陰謀“倒蔣”，中共中央為爭取和平解決事變，指示潘漢年通過各種渠道對何應欽進行孤立，對宋子文前往西安調解起了促進作用。

　　在中共影響下，張學良、楊虎城接受了以和平方式解決西安事變等系列方針，并同宋子文、宋美齡進行了卓有成效的談判。12月25日，張學良釋放蔣介石，事變得以和平解決，粉碎了日本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內親日派的陰謀。此后，國內內戰局面基本結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終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