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68年12月從北京第二醫學院(現首都醫科大學)畢業分配來到佳縣的。至今已有51個年頭了。是從小接受的愛黨、愛國，言必行、行必果的教育讓我在陜北這塊黃土地上堅持了下來。五十多年來，我心中始終裝著兩個承諾：一個是畢業時向學校的承諾：“服從祖國分配，到最艱苦的地方去。”一個是初來佳縣時，向佳縣人民的承諾：“要為佳縣人民服務五十年。”

　　五十多年來，我經歷了三個心路歷程，即被動過程、主動過程和情到深處的不舍過程。和習近平總書記一樣，同是那個年代從北京到陜北，他們是學生，那么小就離開父母、離開從小生長的城市來到陜北農村過著面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生活。而我們已是二十出頭的年輕人，而且還有一份當時來說收入不菲的工作，有一份令人羨慕的職業，但畢竟北京和佳縣有如此大的落差。畢竟是剛出校門，剛離開父母來到異地他鄉，需要克服各種各樣的困難。那個年代的佳縣自然條件極其惡劣，生活和工作條件相當艱苦。當時我們喝的水是用驢拉車從山底下駝上來的，渾濁的黃河水，而且每人每天只給一瓢水，我們只好兩個人合用，一瓢用來兩個人早晚洗漱，一瓢用來喝。每天攢上一點用來洗小衣服。而大一點的衣服則要步行到山下在呂家坪河里洗。佳縣一出門不是上山就是下洼，幾乎沒有平路，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早晨，路上積滿厚厚的一層雪，我穿著從北京帶來的塑料底棉鞋出診。走了不到十里路，就跌了幾十跤，跌倒了再爬起來，再走、再跌跤，摔疼了，就忍著淚，對自己說：“沒事、沒事”。叫我出診的老鄉實在不忍心，對我說：“路醫生，別走了，我把孩子抱來。”老鄉是好心，但這是根本不可能的，孩子那么小，又有病，怎能經得起嚴寒，況且冰天雪地怎么看病啊?快到村口，有個下坡，為了早點趕到病人家里，我干脆坐到地上往下滑，差點掉到溝里。當我繼續前行時，深深體會到，含著眼淚前行的人心里必有堅強信念，我當時心里只想有個病人在等我救，時間就是生命，我只能快速前行!

　　每次下鄉或是給病人檢查病時，都會被傳染上虱子，頭上、毛衣里都有，很不容易消滅。老鄉教我怎么捉虱子、掐蟣子，可我從來沒有見過這些小蟲子，很害怕，不敢捉更不敢掐，只能忍受奇癢難忍之苦。后來在老鄉家過夜的時候，我就把衣服高高掛起，第二天抖抖再穿上。

　　當時，醫院實行的是一周24小時值班制，隔1—2周我就要值班。每次值班要連續工作7個晝夜才能休息一天，到了第7天，人已經筋疲力盡了。有一次，在第7天值班的晚上，我正慶幸明天可以美美睡一覺時，突然抬來一個腸梗阻、腸穿孔的病人，需要緊急手術。但當時的佳縣不通電，等我準備好汽燈、生起手術室的三個火爐子、準備好消了毒的手術器械和敷料等已是深夜。手術持續了2個小時，取出蛔蟲團，縫好腸管，準備縫皮的時候，我卻倒了下去，一直昏睡到星期二的早上。不止我一個，當時所有的醫生護士都是在透支自己的健康去治病救人。

　　分到佳縣后，我成為了榆林地區唯一一個科班出身的兒科醫生，加上佳縣的貧窮落后與封閉。我的每一個診斷治療，都直接關系到這里兒童的健康，甚至是生命。佳縣醫院要求每一位醫生在內、外、婦兒、中醫甚至針灸方面都要能獨擋一面。我每天在煤油燈下，堅持學到深夜。天不亮又起床去修梯田、修公路，收工后接著上班。面對眼前的困難，我不知道哭過多少次，但我從未退縮過，因為“服從分配到最艱苦的地方去”這條路是自己選的，也是自己對學校的承諾。打退堂鼓不是我們這代人的作風，再難也要堅持，我相信，無論我走到哪里，都是我生命中該去的地方，經歷一些我該經歷的事情，改變不了命運，只能改變自己。

　　以上就是我在佳縣的被動過程。這個過程中，我度過了喝水關、走路關、虱子關和勞累關。

　　來到佳縣后，親眼看到還有這么窮的地方，土地貧瘠、十年九旱，年年靠天吃飯，靠國家返銷糧過日子。人們衣服襤褸、吃糠咽菜，小病扛大病也扛，加上缺醫少藥，交通十分不便，許多病人付出了慘痛的代價。有的病人去世在抬往醫院的路上，有的病人死在黃河的渡船上，有的病人來到醫院已奄奄一息。由于貧窮封閉、衛生條件差、觀念落后，甚至迷信，肺結核、麻疹、營養不良、新生兒破傷風、百日咳等疾病蔓延，有患肺結核的小兒因捂被而在來醫院路上死亡。一些腹瀉、脫水、酸中毒的病人因為醫療條件有限而休克死亡，這一切都歷歷在目。

　　真正改變我命運的是一次難忘的出診經歷。那次，我走了一個小時的夜路，來到病人家里，借著昏暗的煤油燈光，看到一孔破舊的窯洞，家里只有二口缸和一個鍋臺，半邊炕沒有鋪炕席。只見一名披頭散發的婦女坐在一個土袋子上。她是一個產婦，我到她家的時候，孩子已經生下了。只見另一名婦女死死地揪著產婦的頭發。我問她，你這是在干什么，她說，是怕產婦“血迷”了。 所謂的“血迷”其實是失血性休克，是產婦失血過多引起的血壓下降、神志不清。一轉眼，又看見一名婦女拿著一把黑乎乎的家用剪刀，準備給孩子剪臍帶。我急了，大喊道：“你別剪!”后來，我用消毒器械、敷料給孩子斷臍，避免了一例死亡率近乎100%的新生兒破傷風事件的發生。

　　眼前的這幕讓我心情非常沉重，這里的婦女兒童太可憐了。這次出診回來，我立即向醫院黨支部表示：這里就是最需要我的地方，這里的人民就是最需要我的人。我要為佳縣人民服務五十年!用一句小詩勉勵自己：“百日不到處，青春恰自來。苔花如米小，也學牡丹開”。一句話，需要一輩子去付出，這就是我的第二段心路歷程，主動留在佳縣的過程。

　　下面就是我情到深處的不舍過程。

　　這51年中，我有機會調回北京，調往西安，但我仍沒離開佳縣，就是因為我已融入到“佳縣人”這個群體中。佳縣人民懂我，我也懂他們。

　　首先是我舍不得佳縣醫院，舍不得佳縣醫院的小兒科。1984年，組織上接受我的建議，由我創辦獨立的小兒科，從醫者仁心的角度出發，引導醫護明白醫生的責任就是救死扶傷，為患者著想。不但要考慮患兒當下的疾病要早點治愈，還要考慮藥物、操作，對孩子一生健康的影響。還要去考慮對本地區微生物環境的影響，防患于未然。我反復給醫護人員強調，檢查要仔細、診斷要慎重，用藥要再三推敲，要考慮利弊。在創辦小兒科的過程中，提倡團結協作、相互尊重，處理好醫生與醫生、醫生與護士、醫護與病患的關系，著重在提高技術水平。我四處籌資，并自掏腰包，讓科里所有的護士分批到西安兒童醫院進修。她們的業務能力提高得很快，并且在全區小靜脈穿刺比賽中獲得了集體和個人的第一名。當時佳縣是全區最窮的縣，佳縣醫院是全區最落后的醫院，能取得這樣的好成績，讓人振奮。

　　經過幾年的努力，一個學以致用、關系和諧、作風優良的科室建起來了。佳縣醫院是我付出青春的醫院。在醫院創辦三級甲等醫院、愛嬰醫院的過程中，我一路堅持、一邊成長、一邊領悟：沒有擔當的領導不是好領導，只有無私的領導才是無畏的領導。

　　其次，我舍不得讓我一次次感動的佳縣干部群眾。初來佳縣，我不會生火，為了不讓我住在冷窯洞里，佳縣老鄉天天幫我生火，這一幫不是一天兩天而是天天如此。當我生孩子大出血、嚴重貧血的時候，同事們紛紛主動為我獻血。在我的丈夫骨折、孩子小、工作忙的日子里，又是佳縣老鄉幫我擔水、做飯、哄孩子。當時他們也很窮，但仍然不惜人力、物力幫助我度過難關。更讓人感動的是，有的佳縣朋友臨終時，念叨的是我的名字，把妻兒老小托付給我。總之，佳縣人民把人間最真誠的愛和信任給了我。我舍不得佳縣人民。

　　最后，我舍不得我在佳縣的家。我的丈夫是綏德人，和我結婚時，他是一名護士。后來到防疫站工作。他對黨忠誠、對工作敬業，對家人、對朋友忘我和無私。在漫長的歲月中，他的人格魅力深深感動著我。結婚時我和他有地域、職務等的差距，但我發誓不離不棄，我堅守這一承諾。家的情懷，也讓我不愿離開佳縣。在佳縣，經過我醫治的4代人的家庭，比比皆是。他們對我的稱號從“小路”變成了“老路”。走在佳縣的街道里，有人叫我“路姐”，有的叫“路姨”，還有人叫“路奶奶”，我就是一只拴著線的風箏，無論走到哪，只要病人一拉線我就會回到他們身邊。一位佳縣的老年婦女對我說：“路大夫，你一輩子不忘佳縣人民，佳縣人民也不會忘記你。”這大概就是“情到深處”的過程。

　　今后怎么做——

　　我是1999年退休的，那年我55歲。雖然我從醫生這個職業崗位上退休了。但作為黨員，為黨工作沒有退休時間，作為醫生為病人解除病痛也沒有退休時間。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對黨忠誠、積極工作”的入黨誓詞一直激蕩在我的心中。因此，我選擇了公益事業，積極發揮正能量，用自己微薄的能力，為“樹立社會合法職業道德、家庭美德和個人品德”這一事業做貢獻。黨和人民把我培養起來，佳縣人民賦予我職業生涯的職業道德，我也融入了佳縣，我沒有理由不為佳縣人民繼續服務，所以，至今我仍在佳縣生活和工作。

　　截至2018年12月，我已兌現了“為佳縣人民服務五十年”的承諾，2019年又開始新的征程、踐行我曾在媒體采訪中的承諾“生命不息、服務不止”。春節前，佳縣縣醫院和佳縣中醫院兩家醫院的領導多次來我家，要聘我重新工作，并說這是醫院廣大職工和群眾的呼聲。這可為難我了。孩子們說，我年齡大了，還是頤養天年，畢竟是七十多歲的老人了?？晌业睦蠋?8歲高齡，還在北京兒童醫院坐診，還像當年我上學時看到的那樣，站起來迎送每一個病人和家屬，一絲不茍地檢查每一個病人，和藹可親地介紹病情和注意事項，還是那樣實事求是地堅持“少花錢治大病”的原則。面對老師，我心潮起伏，老師為什么這么大的年齡還要工作?他是想利用有限的生命，最大限度為患者服務。所以，我決定每周一、三、五到這兩家醫院義務坐診。

　　當我再次踏入佳縣縣醫院的那一刻，醫生的責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生。上個月，我有幸參加了三秦最美醫務工作者頒獎大會，在舞臺上我看到首都醫科大學校友發來的視頻，沒想到我對校友的一句囑托“花有重開日，人無再少年”，竟傳遍了整個首都醫科大學校園。斬病魔，濟世救人五十載;為人民，精業尚德正青春。老校長吳階平的校訓：“扶傷濟世 敬德修業”，這是母校對我的許諾和期望，也是我的初心和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