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重大節點，喜慶與紀念氛圍充盈著整個國慶假期。相較于電影市場上半年的平淡表現，國慶電影檔可謂勢如破竹，《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和《攀登者》三足鼎立。在全民高漲的愛國熱情和觀影興趣加持下，整體票房成績持續走高，屢破紀錄。截至10月7日，2019年國慶黃金周綜合票房累計突破50億元，遠超歷年最佳的2017年國慶檔總票房(26.55億元)。也因為三部大片的強勁表現，10月3日晚，今年國內累計票房已經突破500億元，比去年達到此數字提前了一天。

　　國慶檔的大熱，可圈可點之處在哪里?它又蘊含著中國電影市場的哪些新變化?

　　國慶檔的躍升式變遷

　　雖然1999年便有了國慶黃金周，但在電影市場，“國慶檔”說法的出現最遲可追溯至2008年。于當年國慶前夕上映的《畫皮》，最終票房突破2億元。這在當時已經是很亮眼的成績，位列2008年年度票房第三。之后不少大片也瞄準這一檔期，讓國慶檔漸成氣候。

　　不過，由于當時中國電影市場的容量有限，加上國慶檔不像春節檔、暑期檔那樣具有時間上的綿延性，所以之后幾年，國慶檔電影市場整體上“雷聲大、雨點小”，缺乏一鳴驚人的表現。如2009年的國慶檔票房冠軍是《風聲》，2.25億元;2010年的《狄仁杰之通天帝國》，3億元;2011年的《畫壁》，1.83億元;2012年的《太極1》，1.5億元;2013年的《狄仁杰之神都龍王》，6億元。

　　2014年國慶檔，寧浩的《心花路放》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一方面是票房創新高，成為國慶檔單片首次破10億元之作;另一方面，它開啟了喜劇電影在國慶檔霸屏的格局。2015年徐崢的《港囧》、開心麻花的《夏洛特煩惱》雙喜劇片角逐，票房雙破10億元。2017年開心麻花的《羞羞的鐵拳》再創22億元高票房。但去年開心麻花如法炮制的國慶檔喜劇《李茶的姑媽》則“笑”得有點尷尬，票房遠不及預期。

　　從迅速崛起到回歸平淡，其一大背景是觀片“口碑時代”到來，粗放型的喜劇片不再“一招鮮，吃遍天”。當然，電影市場最終還要看品質，而不是簡單到可以“一個類型通吃天下”概之。今年國慶檔喜劇電影缺席，票房卻反而大大躍升，就是一種“反轉“。

　　變遷之原因，既由于喜劇電影進入調整期(從純喜劇向跨類型喜劇轉變)，也因為今年恰逢新中國70周年華誕，主旋律電影與國慶檔屬性更為契合，更加具有話題性與票房潛力。當然，這些還僅僅是造就“最強國慶檔”的客觀原因，如果沒有更深層次贏得觀眾的藝術考量與市場策略，沒有過硬的品質與口碑效應，沒有一種“題材電影”能隨隨便便成功。

　　主旋律的“大片化”探索

　　不必諱言，在不少觀眾的印象中，某些主旋律電影總是與“說教味濃”“不好看”等聯系在一起。但是，今年國慶檔，《我和我的祖國》《攀登者》《中國機長》為代表的主旋律電影力作，以獲得普遍稱譽的口碑和票房，扭轉了市場的認可度，激發了億萬觀眾走進影院的熱情。

　　1987年，全國故事片廠長會議提出“突出主旋律，堅持多樣化”的口號，被公認為是“主旋律”電影類型概念的首次提出。主旋律電影，主要指涉弘揚民族精神、體現時代精神的現實題材，以及表現黨、國家和軍隊光輝業績的革命歷史題材作品。隨著電影創作實踐的深化，主旋律的內涵也在不斷拓展，它是新時代形勢下的“文以載道”，既是自主創作，也是國家意志的一個載體，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媒介，承擔著塑造國家的正面形象、凝聚國人的共同情感的功能。

　　中國電影人對于主旋律電影的認知也有一個探索的過程。新世紀以前的很多主旋律作品，主要是官方主導拍攝和發行，相對突出政治宣傳的主旨和意圖，盡管產生過個別佳作，但整體而言，這一類型電影的藝術魅力還留有很大發揮余地，其市場運營與推介能力也較低。

　　進入新世紀后，主旋律電影也跟隨著中國電影市場不斷轉型升級，在弘揚主旋律的同時，表現出更明確的商業化訴求。比如《集結號》《風聲》《十月圍城》《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建軍大業》，均獲得了相當不俗的口碑和票房成績。

　　從2014年徐克執導的《智取威虎山》開始，主旋律電影的創作邁入了新的車道，“主旋律商業大片”成為一種創作趨勢。它的創作邏輯是以商業類型片來拍主旋律，市場訴求是讓電影首先好看。換句話說，創制方拍攝的是警匪片，就得先符合警匪片的基本美學規范;拍的是軍事片，就請拿出軍事片的“范兒”。要在“好看”的基礎上，自然而然地傳遞價值觀，主流價值觀念才能抵達觀眾。林超賢2016年執導的《湄公河行動》、吳京2017年執導的《戰狼2》、林超賢2018年執導的《紅海行動》、陳國輝2019年執導的《烈火英雄》，都是主旋律商業大片的典范。它們首先都是非常扎實的商業類型片，用一些影評人的話說，拿到好萊塢也是符合商業類型水準之作，在此基礎上，它們也宣揚著主流價值觀念，屬于主旋律電影。

　　適逢2019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而生的國慶檔電影《攀登者》與《中國機長》，是對主旋律商業大片路線新的成功實踐。從商業類型片角度看，《攀登者》是冒險片+奇觀片。這就意味著，電影必須在視覺效果上為觀眾創造奇觀，讓他們直觀感受珠峰的極寒、極陡、極險，凸顯登山運動員不畏生死、不斷攀登的精神。故此，《攀登者》前后共有幾次大場面在銀幕上呈現得驚險刺激、震撼人心。比如其中有一場，登山隊在大風口遭遇十幾級狂風，扎下的營地瞬間被狂風卷走，登山隊員也被狂風刮起，性命堪憂。歷經萬難，所有隊員將自己和梯子捆綁在一起，掛在一塊山石上，這一排梯子就如同海嘯中的一艘小船，在風暴施虐中被甩來甩去。這場戲既有現代攀登題材的驚險懸念感，又充滿了東方武俠的想象力，成了電影最精彩的大場面之一。

　　再比如《中國機長》。從類型上看，它屬于航空題材的災難片。災難片的核心美學是逼真再現險情場景，能夠在視聽語言上給觀眾帶來強烈震撼和刺激;險情中最寶貴的是救援時間，主人公必須在封閉的空間和限定的時間內完成任務，沖突集中、懸念十足，攥緊觀眾的內心;最后成功救援或逃離，讓觀眾完成情緒宣泄和審美滿足，也對主人公博大情懷與精神意志力有更深入的體認。《中國機長》便出色地還原了災難片的美學特征，讓觀眾腎上腺素上升，身臨其境;機長在如此險情中體現出的“專業成就偉大”的中國精神，也令人深深折服。

　　個人視角的鮮活化與感染力

　　如果說《攀登者》《中國機長》是讓人心跳加速的視覺奇觀，那么《我和我的祖國》的風格則更近于舒緩動人的抒情詩，走的雖不是普通商業故事片路線，卻貴在以小視角出色駕馭宏大敘事，以拼盤的多元個性嘗試超越一元式的表達，且完成度很高。

　　如果說《攀登者》《中國機長》是主旋律的“新類型”，《我和我的祖國》則是主旋律的“新視角”。它雖然攫取的是新中國時代浪潮中七個重要的時間點，但落腳點在于人千千萬萬像你我一樣的普通人，從小人物的故事出發描繪重大歷史事件，展現個體與時代的相遇與共振，喚起了普通觀眾的強烈共情。

　　管虎執導的《前夜》，視角聚焦于開國大典前夜，負責升旗儀式中電動升旗桿的林治遠身上，以小人物驚心動魄的一夜，反映歷史的偉大一刻。張一白執導的《相遇》，選取了一對戀人時隔三年后令人唏噓、欲言不能的相遇，謳歌了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背后，大量普通又偉大的科研人員默默無悔的付出。徐崢執導的《奪冠》，將上海弄堂一個小男孩的朦朧情愫與1984年女排奧運奪冠的瞬間結合，立意大膽又穿插巧妙。寧浩執導的《你好，北京》，借一名普通北京的哥與一張奧運會開幕式門票的“奇遇”，串聯起2008年北京奧運會和汶川大地震這兩個觸動所有中國人記憶的大事件……很少有呼喊與口號;避開正面平鋪，突出人物際遇與命運感;不走高大全，不流于空泛抒情與禮贊，而扎扎實實地扣住一個情字，關注一個小字，開口小，收尾快，立意深。它們的集束呈現，成為如今主旋律創作追求鮮活化、感染力的表征，實實在在吸引了受眾的目光，喚起了他們的真情，進而有實在的感悟與思考。

　　“最強國慶檔”，既有天時地利等因素，也與三部大片在主旋律創作中的進一步成功探索有關。這一國慶檔改變的，不僅僅將是日后國慶檔的排片策略(可以預見，主旋律電影在日后的國慶電影檔將占有重要位置)，同時也進一步突破和創新著主旋律電影的創作模式。相信好看的主旋律會越來越多，優秀的“中國好故事”“中國好人”，感人的中國心、中國情將愈發“聲入人心”。李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