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慶余年》：以現代價值觀“入侵”歷史

　　2019年年末臨近，正當忙碌一年的人們開始感嘆“逝者如斯夫”時，網劇《慶余年》(導演：孫皓;編劇：王倦;小說原著：貓膩;主演：張若昀、李沁、陳道明、吳剛等)的播出，將人們的思緒引向了更遠的過去與未來，并帶領他們經歷了一場關于抉擇與改變的冒險之旅。光是“慶余年”三個字就足以給無暇思考自身的人心頭一擊。它不是詼諧搞怪的角色人名，而是實實在在的主題表達。對生命的渴求與希望，都包含在“慶余年”這三個字里面。

　　當然，《慶余年》之所以熱播絕不只在于主題的深刻，更在于其品質上的“情采”賦予觀眾的體驗感。用時髦的話來說，這部劇“有趣又有料”。

　　“情采”的概念見于古典文論《文心雕龍》，作者劉勰提出“為情而造文”。“情”是一個具有豐富內涵的詞，它不僅包括人的情感，還包含“情志”的涵義，指作品中所蘊含的思想內容或價值觀。

　　在情感層面，《慶余年》的創作者并不僅僅滿足于講述一個簡單的跨越時空的愛戀故事，而是力求展現生活中的各種情感。如主角范閑與古代人的師生情、愛情、友情、親情等等，這些情感展現了生活的復雜性，使得故事的假定情境具備了真實感。難能可貴的是，劇中的“情”還上升到“情志”的層面，第一集開場戲就通過大學生張慶的講述，為故事確定了較高的立意：“這個故事的真正意義是：珍惜現在，為美好而活”。“現代思想與古代制度的碰撞”的故事內容，本質上就是價值觀的碰撞與交鋒。《慶余年》中這種價值觀的沖突成為推動情節的最大動力，主角范閑是一個有著大情懷的小人物，他秉持著“找到自己想做的事，為自己而活”“人人平等”的自我意識和現代觀念，與古代制度下的壓迫與不平相抗爭。立意和價值觀的表達，決定了一部作品的高度。反觀市場有太多的網絡劇，卻因立意不高、價值觀單一甚至野蠻而折戟沉沙。

　　《慶余年》的有趣有料不僅在于情感豐富、立意高遠，還在于其充分發揮了視聽手段的表現力，為觀眾奉上了一場豐盛的視聽盛宴。通過聲音、色彩、畫面來表情達意是影視藝術的基礎性功能。影視劇的畫面和聲音在包裹情感與意義的同時，還會在視聽上形成一種美學特質，就如同文章的文采，這便是影視藝術的“采”，它對于影視劇的情境營造、“情”的傳達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有“情”無“采”，作品必將流于說教，讓人覺得索然無味。一部影視作品只有“情采兼備”，才能給人以美的享受，又啟發人深刻的思考。《慶余年》就是一部煥發視聽之“采”的作品。片中的場景、道具、服裝美輪美奐，極具歷史感，這些為觀眾進入假定情境的真實體驗奠定了基礎;攝影機拍攝時角度多變，多采用運動鏡頭，畫面的動感較強;布光層次分明，人物造型感突出;其中追逐戲、武打戲的動作設計和鏡頭表現非常具有沖擊力。還有老戲骨、青年演員、小演員的精湛演繹，以及精心制作和設計的聲音，這些因素綜合起來賦予了這部網劇非常強的“電影感”，觀眾在體驗視覺美感的同時，又能如臨其境，如歷其事。

　　作為一部注重觀眾體驗的網生劇，《慶余年》糅合了穿越、科幻、懸疑、武俠、權謀、喜劇等元素，為網劇的創作設立了一個標桿。但是細觀其細節，依然有很多不足之處。如編劇利用現代與古代的觀念或語言差異制造幽默效果，但一些諧音梗不免讓人覺得不甚高級、不夠巧妙。再如主人公范閑的人設是具有現代先進觀念、三觀很正，但其文才的展現方式是寫了一本驚世駭俗的小說《紅樓》，還有在斗詩會上原樣抄寫了杜甫的《登高》全詩。雖然劇中其他人物生活在早于曹雪芹和杜甫的年代，觀眾可以理解他們的錯愕與驚嘆，但是對擁有現代觀念的主人公來說，如此“肆無忌憚”地踐踏他人的知識產權，顯然不能邏輯自洽。又如，也許是因為背后有個龐大的改編計劃，第一季播放過半，關鍵情節還沒出現，一直在為后面的劇情作鋪墊、交代人物，對于沒有讀過原著的觀眾來說，顯得過于冗長，進展緩慢。

　　《慶余年》第一季還未全部播完，現在給它下定論還為時尚早。但可以肯定的是，它通過煥發情采，已將大部分觀眾引入到一種別樣的體驗情境之中，它已邁出成功的第一步。通過這部劇，我們可以看出一部“爆款”網絡劇的特質：有趣有料，有情有采。“有趣”不代表一味迎合觀眾，靠低俗搞笑博取眼球。“有料”則是指通過絢美奪目的視聽之“采”，表達豐富真實的情感及具有時代精神的價值觀。

　　《慶余年》未完，不管對于劇中人還是觀眾來說，未知依然很多，冒險還在繼續。(謝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