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貢獻超過50%，國民生產總值占比超過60%，技術創新和新產品研發占比超過70%，城鎮就業超過80%，企業數量占比超過90%，民營經濟成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基礎，在穩定增長、促進創新、增加就業、改善民生、實現共同富裕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特別是在后疫情時代，有效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是陜西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關鍵所在。

　　本期“委員說”，蒲小川、安寧、王文禮三位省政協委員就“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受邀談各自的思考。

　　蒲小川：應以務實舉措破除“三道門”“三座山”

　　“企業發展、經濟發展需要多方面金融支持，具體來看有三個體系和一個市場。”省政協委員、省委省政府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延長石油集團首席經濟學家蒲小川進一步展開說，這包括財政體系、銀行體系、以股權投資基金為代表的非銀行體系和多層次資本市場。“因此，不能把所有金融需求問題歸結到銀行身上。”

　　蒲小川認為，民營經濟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是改善民生的重要抓手，是中國經濟走向世界的重要力量，“五六七八九”的簡明概括彰顯了民營經濟的重要地位。當前，我國經濟仍面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提振市場信心尤為關鍵。“推動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在百年變局疊加世紀疫情的猛烈沖擊下，我國民營企業遭遇前所未有的發展困境。蒲小川概括說，民營經濟發展主要面臨“三道門”“三座山”和“三難一盼”。在“市場的冰山”“融資的高山”“轉型的火山”面前，仍然經常遭遇“玻璃門”“彈簧門”“旋轉門”的阻擋，被招工難、融資難、證照難羈絆，盼望得到積極的政策支持。

　　“今年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進行第二次集體學習。會上指出，著力擴大有收入支撐的消費需求、有合理回報的投資需求、有本金和債務約束的金融需求。這三個需求也為我們助推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蒲小川認為，首先，要進一步加大新時代民營經濟理論研究創新力度，尤其是對民營經濟發展具有中國特色的政治經濟學理論研究，細化解讀，完善法規;其次，要大力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在保證重大戰略方向前提下，充分發揮民營企業經營靈活度高、市場適應性強等優勢;此外，要樹牢問題導向、需求導向，考核各級政府落實“兩個毫不動搖”的執行力，不能讓惠企紓困政策僅僅“看上去很美”。

　　安寧：優化營商環境，讓企業心無旁騖謀發展

　　在陜創業19年，省政協委員、省總商會副會長、西安艾派信息技術有限公司董事長安寧分享了自己對民營高新技術企業高質量發展的思考。

　　清理拖欠民營企業、中小企業賬款，是支持民營企業和中小企業發展的重要舉措。持續跟蹤推動清欠，對于堅定民營企業長期發展信心、拉動消費、促進就業，具有重要意義。“但實際中，大量欠款收不回來，尤其是政府部門和大型國有企業拖欠民營企業、中小企業逾期賬款，在一定程度上消磨了民營企業投資積極性。”安寧介紹說，近年來，各類金融機構加大對“專精特新”企業信貸支持力度，信貸投放的精準度和可得性進一步提高，但是作為民營企業本身卻不敢貸、不愿貸。“貸款到期是要剛性兌付的，欠款如果收不回來，企業管理就將出現系統性風險，企業家就有可能傾家蕩產。因此，在提振企業家信心方面，不僅要解決好融資難融資貴問題，更要解決好清欠問題。”

　　“此外，從拉動消費的角度來看，清欠民營企業賬款也顯得尤為重要。”安寧說，IT行業概括來講有四個特點，創新度高、年輕化、學歷高、待遇好。30歲左右的年齡段，要買房買車、結婚生子，追求更高品質的生活，消費理念時尚小資、個性前衛。當下，這部分高收入年輕群體是拉動消費的主力軍。“但如果企業發展沒了勁頭，工資薪水沒了盼頭，必然導致消費需求縮水。”

　　100多所高校、1300多家科研機構、200多萬名專業技術人才、70多位兩院院士……作為科教大省，豐富的科教資源為陜西創新發展提供了富集的人才資源保障。安寧說，由于行業頭部企業在招聘中往往“掐尖挖強”，優等生并不存在就業難的困境，而更多科技型中小企業成為普通高校畢業生就業的重要渠道，挑起了“穩就業”大梁。民營企業回款難，導致現金流緊張，影響企業生存，這樣的消極狀態勢必傳導到就業端。“從穩就業層面來看，清欠民營企業賬款同樣勢在必行。”

　　安寧還建議，從制度和法律上保障國企與民企被平等對待，進一步破除民營企業平等參與市場競爭、平等使用生產要素等方面的隱形壁壘，以良好的法治化環境、透明的市場規則穩定預期，讓民營企業家義無反顧擴大投資，心無旁騖創新創業，以恒心辦恒業。

　　王文禮：呼喚更寬松友好的政策環境和輿論環境

　　“受經濟周期波動影響，實體投資回報率下降，民營企業不比國有企業，如果無法彌補虧損，最終將選擇退出投資市場。”通過對大量民營企業走訪調研，省政協委員、西安市工商聯副主席、陜西江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王文禮發現，部分地區民間投資呈現低迷狀態，企業家存在顧慮“不愿投”，甚至“躺平”。

　　王文禮直言，除了能投的不敢投，想投的投不了也是民營企業的焦慮。比如，在教育、醫療衛生、公共管理與社會保障等領域，民間投資有明顯的投資障礙。“盡管政府一直在推動PPP模式，試圖突破私人企業參與公共基礎設施項目投資的各種限制，但有的項目真正投錢進去后，才發現諸多不利條件，這中間就存在民營企業與政府之間信息不對稱的問題。”

　　近年來，王文禮與身邊的民營企業家普遍感到企業經營難度成倍增加了。“特別是進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之后，單有資本、經營管理能力已無法保證企業能夠活下去，更不用說做大了。”王文禮也分析過其中原因。他認為，我國經濟經過幾十年高速增長，從粗放式增長向精細化增長轉型，已經走過了商品短缺、機制僵化、模式單一的歷程，伴隨整體經濟增長“水大魚大”的局面一去不復返了。

　　步入新發展階段，如何助力民營經濟高質量發展?王文禮指出，各級政府扶持政策密集出臺，令廣大民營企業倍感振奮，大家希望能夠針對不同類型民營經濟細化措施、強化服務，真正助企紓困。

　　“對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而言，受疫情沖擊較大，房租空轉、經營虧損、員工流失、資金鏈斷裂、借貸無門，投資發展信心崩塌，最需要資金扶持。”王文禮建議，可考慮像經濟適用房政策一樣，推行經濟適用商鋪，鼓勵支持夫妻店、同學店。

　　針對中小實體生產型企業面臨的停工停業拖延生產進度、原材料價格暴漲、供應鏈供給跟不上、訂單執行延后等困境，王文禮認為，需要幫助企業有效拓展市場，各方面要素向本土企業傾斜，鼓勵企業做大做強。

　　王文禮還呼吁，對規上企業要避免政策執行上“一刀切”、形式主義或層層加碼。“此外，應對網絡上的雜音和流言說‘不’，營造對民營經濟和民營企業家真誠友善的輿論環境，改善民營經濟健康發展的軟環境。”(記者 滿淑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