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曹向陽

　　在明清中國商界，秦商被概括為“陜棒棰”，從形象思維的角度肯定了秦商作為當時商業勁旅的歷史地位。“陜棒棰”是當時社會各界對秦商及其陜商文化具有典型意義的形象概括，也反映了秦商在當時中國商界親切可愛的誠商良賈形象。

　　一、稱秦商為“陜棒棰”，涵蓋了秦商公平正義、剛正不阿的價值取向。陜西為中華民族和華夏文明的發祥地，幾千年來以周文化為核心的儒家文化的精神化育，使秦商以誠商正賈的社會正義力量自居，做生意講求公正合理，不搞邪門歪道。明代初年，秦商在中國商界率先提出了“賈道”即按商業規律辦事的經商原則，伸張商業經營中的社會正義。可見，秦商始終以按“賈道”的商業原則辦事，頑強地推行“以誠求財”的社會正義和商業良知。

　　二、稱秦商為“陜棒棰”，涵蓋了秦商厚重質直、誠實不欺的經商風格。陜西山川厚衍、水土妖夷的自然風貌和幾千年優秀傳統文化的積淀，使秦商形成厚重質直、質本天成的本色性格和忠厚為本、以義求財的經營風格，在明清中國商界，素以誠信忠厚、言不二價而著稱于世。

　　秦商誠信經營的“棒棰”精神更表現為秦商做生意待人以誠，不欺不瞞，急人所需。渭南板橋常家在四川金堂縣做生意，有出租土地九千畝，承租人如遇年饉歉收，只要向掌柜磕頭說明情況，便租銀全免，決不追繳，在當地留下很好的口碑。后土匪作亂，眾人趁機搶掠店鋪，唯獨不搶常家。入近代后，四川軍閥混戰，伙計們紛紛攜銀逃難歸陜。不久齊聚財東門首，交銀了賬。財東說：“戰亂無依，你們拿去度日。”伙計們齊聲回答說：“你家的銀子，我們要它干什么。”這就是陜西人的誠信精神。

　　三、稱秦商為“陜棒棰”，涵蓋了秦商強毅果敢、不畏艱險的經營特點。明清時期，秦商活動的領域主要是祖國西部地區，這里“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自然條件十分惡劣。加之社會不靖，土匪沒道，持資輦重的商人常成為他們千里追殺的對象。在這種嚴酷的貿易環境中，行商坐賈非要有不畏艱險、強毅果敢的“棒棰”精神不可。而陜西沃野千里、地僻泉龐的生態環境，撫育了秦人厚重質樸、剛毅果敢、輕生重死的性格。陜西群山環抱，雄關聳峙，人生其間，羽化山川氣象，骨鯁成性，多堅強剛勇。加上陜西水深土厚，生存艱難的求生環境，也形成秦人輕生重死、亡命天涯的強悍性格。這些使得秦商可以坦然面對西部嚴酷的貿易環境，攜資江湖，萬里拓荒，取得中西部貿易通商的勝利。正如近人李亦人在其所著《西康綜覽》中分析秦商在川藏貿易中興盛的原因時亦總結說：“川人不善經營，尤畏遠道，故不能與陜人競爭，陜人之富于涉遠性經營商業，不辭艱辛，亦所罕有者”。這種不畏艱險，銳意貿遷正是秦商的基本特點。

　　四、稱秦商為“陜棒棰”，涵蓋了道法自然、持業自尊、不善變通的率直性格。明清時期，秦商主要是利用政府“開中制”政策機遇，多由農民進城經商轉化而來，他們身上更多保持著農民淳樸無華的本色，持業自尊，不善言辯，愛認死理，常被南方人戲稱為“棒棰”。

　　明代時，秦商鄭韶經華山遇皇尚書女，遂婿之。新婚不久，韶要負貨遠行，對妻子說：“韶予一商耳，多游南北，為利是求……常暫出以緝理南北之財。”其妻曰：“新婚燕爾，未聞經月有別也。”過了幾日，鄭韶再也呆不住了，對妻子說：“我一介商人也，泛江湖，涉道路，乃是常份，雖深誠見挽，若不遠行，亦心有不樂。”其妻無奈，只好送新婚丈夫攜貨就路，外出行商。這一段新婚夫妻的對話，表現了秦商良好的職業操守和職業自重的“棒棰”精神。在重農抑商的社會氛圍里，只有厚重大氣的秦商才敢說這樣的話。三原商人孫豹人在揚州經商，三年之間，三致千金，后閉門讀書成為詩人，清康熙年間舉為博學鴻儒科，官授內閣中書。豹人辟官不就，說：“吾僑居廣陵數十年，家人嗷嗷待我，使我官京師，不令舉家餓死乎。”則從另一個角度表現了秦商“寧吏也賈”的“棒棰”精神。

　　一部秦商奮斗的歷史，在全球化不斷深入的今天，又開始熠熠生輝了。西安作為古絲綢之路的起點，無疑對陜西人有著特殊的歷史意義和文化意義;而秦商在漫長的商業奮斗中所積淀的商道精神，也必將重新煥發出驚艷世人的奪目光彩。相信在21世紀的今天，秦商一定能在繼承中不斷奮進，重振昔日雄風。

　　(作者系陜西秦商總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