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城市空間治理是國家治理的主要陣地

　　楊雪冬

　　中國正在發生著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市化進程，人口向城市快速轉移，城市成了社會經濟生活的主要空間，也是各種矛盾的累積地點。城市的空間治理是國家治理的主要陣地。就空間而言，城市化對治理提出了以下挑戰。

　　空間的商品化和空間的公共性不協調。人們向城市的集中，造成了土地與人口的緊張關系，空間在土地開發過程中實現了商品化。在城市里，人們生活在空間中而非土地上。對于大部分從農村流動或者移居到城市里的人來說，空間是有限的，只能滿足居住的需要，并且生活其中也需要購買各種服務，而不能像原來那樣依靠自己的土地實現生活的自給自足。這就推動了生活方式的商品化和勞動力的商品化，人們更加依靠市場以及國家。空間的公共性也顯得愈發重要。因此城市化在加速人與土地分離的過程中，也使以土地為基礎的治理向以空間為基礎的治理轉變成為必要。

　　空間的多元化與空間的協調性的矛盾。城市邊界的開放，大量人員進入城市，并且在城市中流動，打破了原有相對穩定的人口結構與社會關系，社會分化的基礎從行政隸屬、地域分布轉變為分工、收入、消費以及身份認同等，并不斷地細化，由此形成了持續的多元化社會空間生產機制。與社會多元化相伴的還有社會貧富差距的拉大和顯性化，這推動了社會群體空間意識的蘇醒和對于空間權利的爭奪。空間的協調除了要調節不同群體，尤其是外來人口與本地人口對于空間的利益訴求外，還要考慮人口與環境的關系。因此，在多元化條件下，保持城市空間內部的協調性成為新的問題。

　　生產空間與生活空間的日益分離。這種分離是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人們流動性加強而出現的。住房的商品化、就業方式的多元化以及產業布局的調整起到了直接的推動作用。生產空間與生活空間的分離，特別是相互距離的擴大，壓縮了人們在生活空間中交往的時間，使得生活空間簡化為私人的休息空間。而留在生活空間中的主要是老人和孩子，他們對于生活空間有更具體的需要，但是在空間權利表達上面臨著各種障礙。這樣，雖然城市人口在增加，以居住小區為載體的生活空間在擴大，但生活空間的治理遠遠沒有跟上。

　　公共空間與私人空間的脫節。個人權利意識以及居住空間的樓宇化，大大強化了私人空間意識。但是，居住的集中化也需要構建起適當的公共空間，為人們交往提供基礎。顯然，在城市化進程中，公共空間的構建滯后于私人空間的強化。其原因為：一方面，公共空間在物質形態上受制于掌握規劃主導權的國家和資本;另一方面，公共空間的構建需要積極的公共參與、適應城市的生活習慣和生活方式。公共空間的滯后制約了公共意識和城市認同感的形成，加重了城市社區的陌生人化。

　　規劃空間與實際空間的脫節。在城市化過程中，越來越強調規劃先行，但是許多地方的規劃經常脫離當地的實際，誤導對現實空間的設計和改造。或者是規劃的尺度過大，忽視了當地的自然地理條件、人口規模以及經濟發展水平等制約條件;或者是規劃簡單照搬，甚至拙劣模仿其他地方，尤其是發達地方的景觀風格，不顧當地的自然條件、歷史文化傳統以及居民生活肌理等，打造新的景觀、建造新的城市;或者規劃只重視地面建筑，忽視地下基礎設施;等等。因此，我們會看到，一些城市雖然規劃得很宏大，建筑很氣派、洋氣，但是由于居住人口有限，城市里缺乏生氣，淪為“鬼城”，出現大量爛尾工程，荒廢大片土地。

　　虛擬空間與現實空間的脫節。中國新一輪城市化是與網絡化同步而進的，而互聯網在城市中的普及速度遠遠超出了城市化的速度。與現實空間相比，虛擬空間的進入門檻低，社會身份隱蔽，交流表達自由，產品更新快，因此快速發展起來，成為人們交往的新平臺、消遣的新手段以及參與公共事務的新方式。盡管在虛擬空間中有著海量的信息流動、多樣的群體分類、頻繁的社會互動，但是虛擬空間并不對應于現實空間，尤其是其不斷繁殖的新形態超出了現實空間治理機制的覆蓋和回應能力。即使長期居住在同一個小區的人們，也由于缺乏交往，陌生成為常態。這也制約了社會信任的建立和發展，增加了空間有效治理的成本。

　　(作者為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