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總書記在一系列重要講話中多次強調并深刻闡釋了“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豐富內涵和重要意義。在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上，“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不斷提高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能力和水平，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根本保證”，被寫入《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這意味著新發展格局將成為今后一段時期內推進我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的基本遵循。新發展格局以高質量發展為目標，旨在形成更高開放水平、更具創新性價值的經濟體系，更通暢的循環性經濟內部運行機制和經濟—社會體系，更安全的發展環境與發展過程。正確理解把握構建新發展格局并加以切實貫徹，需要著重從其實踐特性入手，把握由其諸特性的基本要求所決定的現實路徑。

　　第一，新發展格局的總體性與頂層設計。新發展格局針對我國經濟深化改革的實際，以及當前全球經濟運行的不穩定、不確定性增加，出現逆全球化傾向的現實而提出，旨在保證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維持全球經濟的包容性可持續發展。它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為其基本內涵，強調國內循環的更大規模、更廣范圍和更高層次，與此同時，要穩步推進國內國際雙循環，具有突出的總體性。新發展格局的構建，首先需要從大處著眼，基于戰略思維和宏闊視野進行頂層設計，形成統籌能力、預測能力與執行能力相統一的循環能力體系，觀念支持系統、制度支持系統與技術支持系統相統一的循環支持體系，并加快推進國內大循環、內外雙循環的戰略部署和宏觀經濟政策調整。在戰略部署和經濟、社會政策層面，必須促進科技創新在暢通循環中發揮關鍵作用;做好供給創造和需求引領，實現供需的良性互動;保障金融、流通等行業更好地服務于實體經濟;推動新型城鎮化和城鄉協調發展;進一步擴大就業和提高收入水平;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以實現國內大循環與國際大循環的充分、有效對接。此外，還需要全面深入地把握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的發展需要，并以其體制的深化改革和政策的適應性調整予以配合。

　　第二，新發展格局的具體性與主體角色定位、責任落實。新發展格局，是對整個經濟體系乃至與之相關聯的社會體系的總體要求，同時，又需要政府、企業以及其他社會主體承擔具體的責任，作出相應的貢獻。除了政府肩負頂層設計的主要責任和領導、協調、保障和監管職能之外，在國民經濟的四個環節即生產、分配、流通和消費中，各類經濟主體仍對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實現負有具體的實施責任。其中，生產環節依然具有先導性和決定性的作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依然是國內大循環暢通的核心。從經濟主體的類型看，需要各省市縣在其管轄的區域內、以其既有優勢更深度地融入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發揮作用以承擔區位性責任;各行業以其行業特點、分工特性更廣泛地融入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雙循環，發揮作用以承擔分工性責任;央企作為國有經濟主體的代表，需要有更強有力的擔當和作為，發揮骨干作用;其他所有制形式的企業，也將通過企業之間，企業與政府、社會之間更深度的良性互動，融入新發展格局，承擔參與性責任。各種國外的經濟主體也會攜其生產要素參與到國內經濟大循環，尤其是國內分工和國內市場的資源配置之中，其作用不可小視。此外，新發展格局還需要司法、科技、教育等社會各方面的全面助力。

　　第三，新發展格局的動態性與創新驅動、大數據支持。無論經濟循環本身還是經濟與社會其他方面的互動，都是一個動態的社會過程，因此，新發展格局所欲實現的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是在不斷發展的動態過程中進行的，既沒有一個靜態的指標體系，也不可能停留于一個靜態的理想水平。國內、國際經濟循環都會在不斷變動的，甚至不斷面臨風險、挑戰或阻礙的環境中謀求循環的暢通，為此，必須有創新驅動加以保障。這里的“創新”，首先是思維創新，要求所有參與主體由“鏈”思維轉向循環思維，由目標導向思維轉向過程思維。其次，是循環機制的創新。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以及科技發展對消費的推動，產業結構的轉型升級，科技、社會發展對就業的影響等，會不斷改變參與經濟過程的主體、要素及其關系，國內大循環、國際大循環也都是在變動不居之中的復雜關聯，這些都需要通過政策和經濟杠桿適時對循環機制加以調整或校正。再次，科技創新是創新驅動的關鍵。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以提升自主創新能力、突破關鍵核心技術作為根本路徑和動力。只有將重大科技成果及“新基建”深度融合到產業體系發展之中，才能實現真正的高質量發展。最后，還必須努力推進制度和政策創新，強化推進知識產權戰略和國際標準戰略，通過市場激勵和政策激勵相結合的方式，為全社會創新提供公共服務和公共基礎設施。此外，新發展格局要求及時監控經濟循環的狀態和水平，還需要政府與社會組織共同構建有效的大數據系統作為技術支持。

　　第四，新發展格局的暢通性與區隔消除機制。只有防范并校正經濟循環中存在的片面性和問題，消除循環中的解構性、阻滯性因素和具體障礙，才能保證整個經濟體系中的主體從良性合作走向深度融合，實現經濟過程中的增長動能向循環動能的新舊動能轉換。為此，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應當是一個以問題為導向的“立”與“破”相統一的過程。必須盡快從強化經濟聯系和協作，防范和消除消極因素兩方面形成區隔消除機制，實現有利于經濟循環的經濟環境治理。具體地說，需要在強化地方、行業新作為的同時，打破區域壁壘、行業壁壘，服務全國，服務全局;需要完善立法和法治監督機制，強化商業倫理運行，以此規范利益行為。此外，由于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的因素都可能深入經濟過程內部，對經濟循環的暢通性產生影響，再完備的經濟制度和政策也難以保證經濟循環始終、完全通暢，區隔消除機制的確立，還應充分考慮從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方面進行歸因并制定應對之策。

　　第五，新發展格局的前瞻性與趨勢預測。新發展格局是一個處于不斷變化過程中的動態復雜系統，這一提法本身就具有強烈的前瞻性，它在實踐中的成功構建，必須在對經濟、社會發展未來趨勢的全面、深刻把握的基礎上進行。為此，它的構建過程必須有一個擁有預測能力和策略思維的綜合性預測體系參與其中。其預測的內容，既包括經濟走勢、經濟循環水平和經濟與社會互動的趨勢，也包括國內大循環、國內國際循環中存在的問題的走向及其影響。盡管趨勢預測可以依托現行的經濟預測體系，但它以多層次、多主體的形式存在，在頂層設計、具體執行等環節同時發揮作用，既有其便利或優勢，也會因其分工而影響信息有效傳遞和主體有效溝通，建立獨立的以國內國際雙循環為主題且能兼及經濟與社會互動性預測的經濟前景預測體系，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路徑和條件。它的建立，也對各種經濟主體具有重要的行為指導作用，有助于它們在新發展格局中尋求新優勢，謀求新愿景，創造新成就。

　　(作者單位：河海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