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內央行是否還會降準以釋放流動性、如何加速推進貨幣政策框架轉型等問題近期備受市場關注。日前接受中國證券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表示，由于金融防風險需要和美聯儲仍會保持穩步加息等原因，國內貨幣政策短期內不存在方向性改變的可能。伴隨利率市場化進一步推進，中期借貸便利(MLF)可能將不會被無限制使用，用降準對沖MLF是貨幣政策框架進一步轉型的標志。年內央行仍有降準空間。

　　貨幣政策難有方向性改變

　　對流動性的觀察一直是市場關注的熱點。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研究員朱鴻鳴表示，后續流動性主要取決于兩方面：一是看美國國債收益率及美國貨幣政策正常化的節奏;二是看國內自身流動性操作。在經濟和金融形勢較穩定的情況下，流動性也能保持基本穩定狀態。

　　有專家認為，目前金融市場流動性看起來相對寬裕，但有流動性泛濫的可能。光證資管首席經濟學家徐高坦言：“當下與2014年相似，社會融資規模增長乏力。貨幣政策放松主要表現在基礎貨幣投放方面，但若基礎貨幣投放出來后，社會融資規模沒有提高，那么基礎貨幣只能堆積在金融市場中，無法變成實體經濟融資增長，這可以被稱為流動性‘堰塞湖’。當下流動性‘堰塞湖’可能將重現，金融市場流動性泛濫及隨之而來的金融資產價格泡沫很有可能會發生。在此情況下，國內貨幣政策非常有必要增加對實體經濟流動性投放，否則實體經濟融資難現象會變得越來越明顯。”

　　貨幣政策方面，中國人民銀行日前發布的一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指出，下一階段，將創新金融調控思路和方式，保持政策的連續性和穩定性，實施好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注重引導預期，保持流動性合理穩定，為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高質量發展營造中性適度的貨幣金融環境。

　　從外部環境看，徐高表示，美國經濟指標已很明顯地出現了觸頂回落現象。從經濟景氣看，發達經濟體開始進入同步下滑態勢。在此態勢下，美國加息和縮表還能維持多久，本身是存疑的。若按美國當下的既定路徑，今年加息三次，明年再加息兩到三次，頻率相對較溫和，對我國貨幣政策的影響完全可控。我國貨幣政策完全有空間對沖外來影響。

　　瑞穗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表示，美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提升帶動美國無風險利率走高，中美利差收窄可能會使美元資產更具新引力，會刺激資金回流美國。結合近一段時間，人民幣出現貶值態勢看，這種壓力已有所體現。這使我國貨幣政策很難進一步放松，保持緊平衡既是防范資金大規模外流的要求，也是國內防范金融風險需要。

　　沈建光說，短期內不存在方向性改變的可能。美聯儲仍保持穩步加息態勢，也使我國貨幣政策有必要保持中性偏緊態勢。預計在今年美聯儲加息關鍵時點，我國央行利率仍有上調可能。

　　MLF不會無限制使用

　　MLF、隔夜常備借貸便利(SLF)等作為央行貨幣政策工具中的新型工具發揮了較好作用，增強了央行流動性管理靈活性和有效性，維護了流動性合理穩定。但此類貨幣政策工具也存在一些局限性。

　　中國人民銀行4月17日決定，從4月25日起，下調部分金融機構人民幣存款準備金率1個百分點，這些金融機構將使用降準釋放的資金償還其所借央行的MLF。

　　中國金融期貨交易所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趙慶明認為，過去幾年參考的MLF和SLF就是一種置換。MLF和SLF有兩個明顯缺點：一是抬高銀行資金成本;二是只有部分銀行才能通過MLF和SLF“拿到”資金和流動性。

　　新時代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潘向東表示，為防范金融風險，央行自2016年一季度后多采取MLF等方式補充流動性，但MLF無法完全替代降準。首先，MLF加劇流動性分層。因MLF需要質押品，同大型金融機構相比，中小型金融機構不易從央行獲得流動性，只能從大型金融機構獲得流動性。這樣，一則加劇流動性分層現象，二則拉長了金融產品鏈。其次，MLF有時間期限，央行續作MLF又存在不確定性，這會引發市場對流動性的不穩定預期。降準增加長期資金供應，有利于穩定流動性，銀行資金成本將有所降低。

　　沈建光認為，MLF作為創新工具，可彌補金融機構流動性，但仍具有局限性。MLF作為我國貨幣政策框架轉型重要設計。MLF其實帶有過渡性工具性質。伴隨著利率市場化進一步推進，MLF不會無限制使用，規模可能將受到控制。用降準對沖MLF是貨幣政策框架轉型的標志。

　　維持高存準率必要性降低

　　市場人士認為，今年央行可能將繼續降準兩到三次。徐高認為，化解實體經濟融資難有賴于貨幣政策“放松”。在社會融資規模較低的背景下，央行可能會進一步降準。

　　國泰君安研究所首席宏觀分析師花長春表示，7月可能將再次開展定向降準或降準置換MLF。從貨幣政策框架轉型和穩健中性貨幣政策基調看，后續仍有可能開展定向降準，一是我國存款準備金率仍偏高，影響貨幣政策傳導;二是資管新規開始落實，在金融緊的情況下，要保持貨幣和信貸穩。

　　朱鴻鳴表示，調整存款準備金率一直是貨幣政策工具箱中的一種。考慮目前情況，存款準備金在釋放流動性、資金穩定性和成本方面都有優勢。當下，我國存款準備金率比較高，根據流動性變化，在貨幣政策工具選擇過程中，降準是可以考慮的。具體是否會定向降準或全面降準，則要根據流動性情況和市場對資金穩定性和成本考慮。

　　“從貨幣政策框架轉型角度看，降準可能性仍存在。”沈建光表示，在利率市場化加快，銀行利潤壓縮背景下，存款準備金率過高會推高金融機構資金成本。近期，我國利率市場化改革再度加快，包括國有大行在內多家銀行上浮大額存單利率。伴隨利率市場化帶來的存貸差縮減，考慮到我國存款準備金率普遍高于歐美日等主要經濟體，造成金融機構資金成本增加與低效率，存款準備金率有進一步下調空間。

　　沈建光強調，此前存款準備金率維持高位。這是由于過去十多年間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國保持資金流入態勢，基礎貨幣主要靠外匯占款投放，央行通過提高存款準備金率，創設并發行央票回籠貨幣。過去兩年，由于美元走強，資本流出壓力增加，外匯占款減少，同時伴隨我國資本項目逐步開放，資金雙向流動需求增加，外匯占款不會單向大幅增加，央行維持高存款準備金率必要性降低，需通過降準、新型貨幣政策工具釋放流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