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山西：一縣一策“狙擊”深度貧困

　　“一縣一策的做法是山西省集中攻堅深度貧困的2018版。它將真金白銀投入與破除體制機制障礙相結合，可著力解決好深度貧困縣脫貧攻堅的關鍵問題、突出問題。”山西省扶貧辦主任劉志杰說。

　　5月25日，山西省委、省政府出臺了“10+1”的一縣一策政策為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再造新環境，確保10個深度貧困縣如期脫貧摘帽。“10+1”即共享政策十條，專享政策一縣一條。

　　政策守底線，創新留空間

　　2017年底，山西10個深度貧困縣有貧困人口26.2萬，占全省的29.1%;貧困發生率15.4%，比全省高11.5個百分點，最高的石樓、大寧兩縣，分別為24.6%和21%，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全省最低。

　　“在攻堅深度貧困政策落實、項目落地、資金使用過程中，還需要進一步深化改革創新，理順機制體制，創造好的政策環境，有針對性地解決制約發展的突出問題。”劉志杰說。

　　“去年6月21日-23日，習總書記視察山西，在太原主持召開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攻堅座談會并發表重要講話，此后又多次就深度貧困地區的脫貧攻堅做出指示，山西省委省政府都進行了深入學習和貫徹落實。我們領會習近平新時代扶貧思想，特別是在深度貧困地區脫貧方面，核心是要整合創新扶持政策，引導資源要素向深度貧困地區聚焦，集中優勢兵力，打一場攻堅拔寨的合圍戰、殲滅戰。

　　“就山西而言，總的考慮是堅持問題導向，運用改革辦法，政策守底線，創新留空間，為貧困縣精準施策創造寬松有利的政策環境;重點聚焦解決突出問題、簡化審批流程、破除機制障礙、釋放政策紅利、凝聚攻堅合力;目的是脫真貧真脫貧，推動精準扶貧與區域發展相融合，短期脫貧與長遠可持續相銜接，真金白銀投入與破除體制障礙相統籌，提高政策乘數效應。

　　“關鍵來說是要營造更加寬松的干事創業的政策環境，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這個叫軟實力，也可以叫硬支撐。就貧困地區來講，是必要的，一縣一策的政策就是要給這些地方創優發展和脫貧共贏的政策環境。”劉志杰說。

　　基于此，去年11月到今年2月，山西省扶貧辦牽頭在萬名干部大調研中，把攻堅深度貧困作為重點課題，深入深度貧困縣發現問題、研究問題，明確思路。

　　今年2月山西省扶貧辦又召集10個縣的縣委書記、縣長、分管副縣長3次逐縣研判，分析研究，并多次征求相關省直廳局、省政府研究室、社科院專家意見，最終整合為“10+1”模式。

　　“‘一縣一策’來自基層實際，體現了基層首創的改革精神，是自下而上、自上而下相結合，也是相互交流、相互借鑒、形成共識的過程。”陜西省扶貧辦有關負責人說。

　　以點的突破，帶動面的活躍

　　山西集中攻堅深度貧困2018版的“一縣一策”中共享政策10條，涉及土地政策、金融政策、產業扶持、移民搬遷、行政審批、人才支持等方面，不同程度地對現行政策有所突破。

　　專享政策10條，每縣1條，主要內容涵蓋生態治理、開發區設立、產業發展、人才支持、教育支持、企縣合作等方面。這些都是各縣通過反復比選、量身定制、最急需解決的困難問題。

　　據了解，“10+1政策”有的是學習總書記過去在地方工作時創造的做法，如針對貧困鄉村需求，選派科技特派員;有的是對各地探索的規范完善，如搭建統貸統還投融資平臺，借鑒了呂梁市做法，為深度貧困縣增信;再如，將具備條件的小型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等，以議標方式交扶貧專業工隊實施，吸納更多貧困群眾參與，是參照山西省扶貧造林合作社成功經驗，從體制機制上解決貧困群眾不能干、不會干問題。有的是學習借鑒其他領域的，比如，易地扶貧搬遷項目用地手續，參照災后重建政策執行。有的是聚焦深度貧困的硬性要求，如地方政府債券資金深度貧困縣總額度不低于20%。

　　專享政策的提出主要是從有利于增強貧困縣脫貧攻堅的統籌能力方面著眼，希望政策可以以點的突破，帶動面的活躍。比如，為大寧縣制定的專享政策即圍繞生態脫貧先行先試，可從四個渠道提高群眾參與度和獲得感;如天鎮縣基層醫療服務能力不足是突出矛盾，采取鄉招村用的辦法，將現有村醫通過考試考核擇優納入到衛生院編制，繼續在所在村服務，既可以有效解決的問題，也有利于調動村醫積極性。廣靈縣設立省級經濟技術開發區，有利于壯大縣域經濟實力，帶動貧困人口就近就地就業穩定脫貧。

　　“在省委農村工作暨脫貧攻堅會上，駱惠寧書記強調要鼓勵10個深度貧困縣先行先試，形成以改革促脫貧的格局。樓陽生省長要求對10個深度貧困縣一縣一策，重點支持。‘一縣一策’有效地將山西省委省政府的戰略謀劃變成了實施細則。”劉志杰說。

　　激發內生動力，扶貧不再束手束腳

　　“打消了我們基層干部在工作中的顧慮，給了我們敢于先行先試的勇氣，敢于責任面前再向前進一步的勇氣。”山西省永和縣扶貧辦的一位干部說。

　　“一縣一策”中，對過去脫貧攻堅推進落實中遇到的政策模糊節點，進行了清晰的規范。比如，移民扶貧搬遷的“六環聯動”政策，明確規定，搬新房應該要拆舊房，有了新的宅基地，過去的宅基地要有償收回，要復墾還林還綠搞生態，給了扶貧干部們清晰的政策界限。扶貧干部的內生動力得以激發，很多人覺得扶貧不再束手束腳，干部幫扶實現了從“要我扶”到“我要扶”的轉變。

　　“我們的政策措施，有的可能突破得比較大。但是，一些法律法規、嚴令禁止的一些底線，我們是不允許破除的。”山西省扶貧辦有關負責人說。

　　“政策給了我們賺錢的機會，我們再不干不脫貧，那就活得不頂個人了。”大寧縣扶貧攻堅造林合作社的貧困戶馮云光說。寬松的政策為貧困戶打開了脫貧增收的通道后，深度貧困地區貧困戶的內生動力也得以激發，馮云光是第一個報名參加造林合作社的，盡管他已經60多歲了。

　　“政策把激發貧困戶內生動力和實質性的政策支持緊密結合起來了。過去一些領域貧困戶是不能參與的，但有了這個政策后，可以搞一個扶貧專業工隊，這個通道就打開了。”山西省扶貧辦副主任張建成表示。

　　“給了貧困縣跨越發展的機會，讓我們可以通過政策的先行先試來激發深度貧困地區縣域經濟內生動力。”山西省廣靈縣政府分管農業的負責同志介紹道。

　　“總體來講，政策的出臺，為各個層面創造了更加寬松的政策環境。我們先行先試，小范圍地試、封閉運行地試，積累了成熟經驗后，會進一步拓展推開，確保深度貧困縣和其它貧困縣一樣，如期摘帽，如期脫貧，確保脫貧的高質量。但是在這些政策放開的過程中，有些政策經過實踐探索，一定會有新的情況和新的矛盾，我們會及時跟蹤問效，好的堅持下來，總結完善提升，在更大的層面上去推廣;不好的立即掉頭，馬上改、堅決改。這也是我們中國改革開放40年一條重要的經驗。”劉志杰堅定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