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地推行2.5天彈性休假制度是地方政府為了促進經濟復蘇所采取的特殊策略，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并不是“紙上談兵”

　　● 休假天數對我國居民旅游消費具有正向的積極影響。增加休假時間供給，有助于釋放消費潛力，將集中消費轉變為分散消費，減輕商家壓力，提高游客消費質量

　　● 要逐漸創造條件，落實帶薪休假的制度，讓人們有更多自由安排和選擇假期的意愿，逐漸減少“運動式”休假模式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2.5天彈性休假”持續引起公眾熱議。

　　4月1日，河北省鼓勵2.5天彈性休假登上微博熱搜榜。在此之前，江西省、甘肅省隴南市、浙江省等地相繼推行2.5天假日制刺激消費。

　　隨著疫情防控形勢持續向好，各地經濟活動逐步恢復正常。為了提振消費、促進經濟穩定增長，多地推出2.5天彈性休假的新招。

　　接受《法制日報》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此次多地推行2.5天彈性休假制度是地方政府為了促進經濟復蘇所采取的特殊策略，有一定的群眾基礎，并不是“紙上談兵”。對于現階段無法試行2.5天彈性休假的行業職工，應加強勞動者權益保障，用法治利器保護消費者的休息權。同時，要用更細化、可操作性更強的制度，將帶薪休假制度落到實處。

　　多地推行2.5天假日制

　　目的在于促消費穩增長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后，旅游業面臨“生死劫”。據中國旅游研究院測算，受疫情影響，2020年一季度及全年，國內旅游人次將分別下降56%和15.5%，國內旅游收入分別下降69%和20.6%。如何通過刺激消費實現旅游業快速回血，成為擺在地方政府面前的又一道考題。

　　3月以來，江西省、甘肅省隴南市和浙江省三地相繼發布通知，鼓勵推行2.5天假日制，刺激消費。

　　最先出手的是江西。3月19日，江西省發布《江西省人民政府關于打好“組合拳”提振旅游消費的通知》，提出各地各單位要結合實際，優化工作安排，今年二季度試行周末2.5天彈性作息，積極引導干部職工周末外出休閑度假。

　　無獨有偶。甘肅省隴南市印發的《隴南市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促消費穩增長工作實施方案的通知》也提出鼓勵休假消費——每周星期五下午，各行政事業單位在完成工作任務、安排好值班人員的情況下，可以鼓勵其余職工休假旅游。

　　3月24日，浙江省印發的《浙江省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提振消費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的實施意見》中也提到，鼓勵實施一周4.5天彈性工作制，支持有條件的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單位落實帶薪休假制度。

　　三地相繼推出2.5天假日制引起輿論熱議。“浙江鼓勵一周休2.5天”迅速登上微博熱搜榜，話題閱讀量高達2.4億，討論1.8萬。“2.5天假”在72小時影響力峰值達52.23，成為3月26日的微博熱詞。

　　中國人民大學休閑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琪延認為，休假天數對我國居民旅游消費具有正向的積極影響。增加休假時間供給，有助于釋放消費潛力，將集中消費轉變為分散消費，減輕商家壓力，提高游客消費質量。

　　“推出2.5天假日制，從其本意來看，是為了推動旅游休閑產業發展，同時讓勞動者共享社會經濟發展成果，具有一定的積極意義。”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法學院院長沈建峰說。

　　實際上，2.5天假日制算不上新鮮事兒。

　　早在2015年8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促進旅游投資和消費的若干意見》，首次提出“鼓勵彈性作息，有條件的地方和單位可根據實際情況，依法優化調整夏季作息安排，為職工周五下午與周末結合外出休閑度假創造有利條件”。

　　隨后，10多個省份都正式出臺意見，明確提出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和單位實行2.5天休假模式。輿論熱議不斷，一度將其解讀為全面普及2.5天假日制的信號。

　　“雖然2.5天假日制被提及多年，但一直很難落地。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有可能推動2.5天假日制被真正適用。”中國勞動關系學院法學院副教授張麗云對《法制日報》記者說，“從經濟學角度講，2.5天假期對于提振消費、促進經濟穩定增長的作用肯定是大于兩天假期的。而2.5天假期會不會相應減少企業的收入，則要進行具體測算和分析。”

　　張麗云進一步解釋說，從企業的角度分析，在提升基礎設施的效率后，如機械化率提升、5G應用等，原有的同樣一份工作完成所需時間確實下降了。對企業來說，長期給予員工0.5天額外的假期不是很困難的一件事。并且，隨著經濟發展、生活水平的提高，經濟增長模式將進入消費驅動型“新時期”，因此增加員工的自主支配時間是大勢所趨。

　　受訪專家普遍認為，疫情防控期間，2.5天假日制再次被提出，和原來設計這個制度的初衷顯然是不一樣的。

　　“現在有一個很現實的當期目標，就是要提振消費、促進經濟穩定增長。因此，把周末作為拉動消費經濟的一個突破點，從而可以形成一個家庭為單位的消費行為，增加消費支出。”張麗云說。

　　工作時間能否調劑補回

　　千萬別違反勞動合同法

　　不過，一連串的問題仍縈繞在不少勞動者的心頭：所有人都能休2.5天假嗎?工作時間減少了，工資怎么算?

　　“企業可以綜合考慮自己的生產經營情況。比如，復工復產率較低的企業推行2.5天假期，對其影響很小，還能夠促進經濟發展。對于已經處于高開工率且勞動用工時長和人數都很高的企業來講，推行2.5天假期的可能性就比較低。”張麗云說。

　　事實上，2.5天休假的確并非“見者有份”。

　　江西省的政策就言明“積極引導干部職工周末外出休閑度假”;浙江省的政策也強調支持“有條件的”;甘肅省隴南市政策更是直接指明是“行政事業單位”。顯然，2.5天假日制的實行是有條件的。

　　江西省文化和旅游廳相關負責人曾向媒體表示：“本次試行2.5天假日制只是在今年二季度的3個月內，時間并不長，所以預計惠及的群體中，起到帶頭作用的機關事業單位等有望率先受益。”

　　對此，沈建峰認為，市場經濟條件下，休假制度本身就是勞動者和用人單位之間利益分配的問題，是否實施2.5天休假是當事人個人利益判斷的結果。

　　“休假制度安排首先涉及經濟判斷問題。對國家來說，從尊重市場規律的角度看，除非有重大的社會政策考慮或者保護勞動者基本利益的需求，否則不會輕易通過剛性規則來‘強迫’當事人休假。”沈建峰說。

　　實際上，國家的強制性的立法始終發揮的是底線功能，底線之上由當事人自主安排。目前我國法律的剛性底線是，勞動法第三十八條規定“用人單位應當保證勞動者每周至少休息一日”;《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規定國家機關和事業單位實行統一的工作時間，星期六和星期日為周休息日。

　　值得注意的是，2.5天休假并不意味著工作時長縮短。《國務院關于職工工作時間的規定》明確指出，我國職工工作時間為每日8小時、每周40小時。

　　《法制日報》記者注意到，江西省的政策規定，彈性作息減少的工作時間，通過延長其他工作日時長調劑補回;甘肅省隴南市的政策也表明，必須在完成工作任務且安排好值班人員的情況下，實行2.5天休假。

　　在沈建峰看來，這種補回來的做法在法律上很難實現，因為按照現行法律法規，每天超過8小時就要支付加班費，每天超過8小時而且是不能通過補休免除加班費的。這實際上是推行每周2.5天休假最大的制度障礙。在不能補回來的情況下，2.5天休假導致的結果就是，要么用人單位支出更多的成本，要么勞動者減少收入。

　　“員工可能會擔心，多的0.5天將來還要從帶薪年休假或加班時間里面抵押，這是由于制度在執行過程中不明確所造成的。現有的已頒布的地方政府的文件并沒有強制性，在這些方面，制度并沒有給出明確的標準和規定，企業在試用時要非常審慎，否則可能會觸犯勞動法的相關規定。”張麗云提醒道。

　　“企業在試用增加0.5天假期時，不能用員工的其他工作時長或帶薪年休假去折抵。因為這樣做，顯然違反了現行的勞動合同法。不過，可以適當根據企業的情況作出規定，比如2.5天假日制的使用時長等，企業不能隨意侵犯勞動者的休息休假和帶薪年休假的權利。”張麗云說。

　　解決帶薪休假更為期待

　　宜減少運動式休假模式

　　2.5天假日制能否在未來成為“固定假期”，也是公眾頗為關心的話題。

　　在張麗云看來，今后將會有更多企業實行2.5天休假。不過，只有隨著勞動生產率逐步提高，假期延長彈性化才會成為長期有保障的制度。

　　沈建峰認為，休假制度涉及勞動者和用人單位利益的平衡、宏觀經濟的發展以及家庭友好型社會的建立，完善休假制度需要考慮各方面的因素。

　　“2.5天休假有利于推動旅游休閑產業發展，同時讓勞動者共享社會經濟發展成果，但同時會給企業帶來負擔或者導致勞動者工資降低，因此并非所有勞動者和企業都愿意實施2.5天休假。”沈建峰說。

　　此外，沈建峰分析稱，我國傳統的奮斗文化也會影響休假制度的實施。“休假制度的發展一定要和社會經濟發展相匹配，共享發展成果的前提是社會經濟有了充分的發展。實際上，我國的周休日制度在上世紀90年代中期經歷了從1.5天休假到2天休假的變化，這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結果。”

　　因此，沈建峰認為，要想從根本上推動2.5天假日制，還是有賴于經濟社會的發展。在目前的社會經濟形勢下，普惠式強行推行2.5天彈性休假制度并不合適，應通過倡導性的政策以及集體協商或者勞動合同約定的方式來實施。由各地、各企業、各個勞動關系當事人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實施上述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法制日報》記者采訪發現，與推廣2.5天假日制相比，徹底解決帶薪休假問題其實更被公眾所期待。

　　就職于北京市一家私企的張先生就說，自己目前更希望先實現帶薪休假。

　　據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研究員、勞動人事學院教授趙忠介紹，很多行業8小時工作制都無法保證，一些單位的帶薪休假也沒辦法保證。

　　2015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的調查結果顯示，全國平均帶薪休假落實率只有50%。而根據國務院辦公廳于2013年印發的《國民旅游休閑綱要(2013—2020年)》，到2020年，要基本落實職工帶薪年休假制度，城鄉居民旅游休閑消費水平大幅增長。

　　“從目前來看，休假領域最需要做的是落實現有的休假制度，包括帶薪休假制度、周休日制度和法定節假日制度等。除非有特殊社會政策原因并經客觀論證，否則不應不斷開發新的假期。”沈建峰說。

　　在沈建峰看來，帶薪休假制度在我國的落實并不充分，關于未休帶薪年休假的救濟并不充分，大部分地方認為該年休假是福利，通過時效限制了帶薪休假請求權的主張，基本導致用人單位賴兩年就不用承擔任何法律責任的結果。

　　中國社會科學院旅游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和創始人張廣瑞認為，新冠肺炎疫情過后，一方面要改變長期以來過度關注刺激消費和旅游業發展的模式，回歸假期作為改善人民生活方式和健康水平的導向;另一方面要逐漸創造條件，落實帶薪休假的制度，讓人們有更多自由安排和選擇假期的意愿，逐漸減少長假期這樣的“運動式”休假模式。

　　(原題為《用法治利器保障勞動者休息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