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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楊瑞芳

　　每次回老家，在老屋廂房墻角處看到那臺“上海牌”縫紉機時，心中無限感慨，莫名地親切，莫名地悵然，一下子又使我想起當年母親在縫紉機旁忙碌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在商品憑票供應的上世紀70年代中期，我只有六七歲。那時候買一臺上海牌縫紉機要160塊錢，家里只有60元，為了借到錢，母親買了二斤糕點，分別去舅舅家和小姨家各借了50元。縫紉機買回來后的那天午后，全家老少歡喜的場景就像過年一樣。父親請了一位師傅幫忙安裝，并教授母親操作方法。看著裝好的嶄新縫紉機，大家愛不釋手，圍著它看啊、摸啊，又怕摸壞了。父母也不停地問這問那，選擇將其臨窗安放，說那里亮堂，意思是臨窗光線好，做活方便，不費眼睛，實際上多少還有一點炫耀的意思。

　　為了早一點還清欠賬，父母沒日沒夜勞作，直到一年后才還清買縫紉機的欠款。

　　在沒有縫紉機之前，我們一家八口人的衣服(爺爺奶奶也居住在我家)，特別是棉衣棉褲和鞋子，基本上都是母親一針一線做的，只有少量外衣會送到國營縫紉店做。因為母親會剪裁，一到年關，鄰居們都拿著布料讓母親幫著做衣裳。那時，家中還沒通電，母親白天要去生產隊勞動，晚上就在昏暗的煤油燈下擺開桌子，鋪上布塊，量量、畫畫、剪剪，費眼神不說，做活又慢。

　　自從有了縫紉機，母親笑容多了，做活也有了精神。左鄰右舍原本自己會做衣裳的婦女，也紛紛把布料拿來讓母親做。今天拿來一件，明天拿來一件，母親也從不拒絕。每天我們半夜醒來，還總能聽到縫紉機的響聲。每當鄉鄰的衣服做好后，她們總要給母親五毛或一元錢，算作是工錢，但母親從來不收。現在想想，如果那時收費的話，也許我們家會很富裕的。

　　我七歲那年八月，母親對我說：“二妞，你要上一年級了，媽給你做個新書包，要好好讀書啊。”

　　晚上，屋子里還很悶熱，母親找出一塊咔嘰布料，給我量了上身的高度，準備給我做個書包。她坐到縫紉機前開始忙活，不一會兒，一個帶著翻蓋的書包就做好了。母親給縫紉機裝上紅線，靈活地在書包的翻蓋上扎出一個紅色的五角星。我高興地背上母親做的書包，在房間里蹦蹦跳跳，興奮得很晚才入睡。

　　后來，姐姐高中畢業了，母親就手把手地教她做衣裳。自然而然，姐姐后來成了母親重要的幫手。聽父親說，進入臘月后，來找母親做衣服的鄉親特別多，母親有時要忙到凌晨三四點。

　　隨著我們姐弟先后就業、成家，母親使用縫紉機的次數也越來越少，只是偶爾扎雙鞋墊，給開了線的衣褲扎扎邊，借以發揮它的余熱。

　　如今，縫紉機已不再是家庭生活的必需品。但是，看到它，我就不由自主地回想起過去那個年代，回想起一件件兒時的趣事，回想起一生為兒女辛勤操勞的父母，于是我在心底暗暗發誓，我們一定要好好孝敬他們，讓父母度過快樂的晚年時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