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雨林

　　1995年11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每年的4月23日定為世界圖書和版權日。設立這一節日，旨在強調圖書作為傳播知識、信息和思想的載體的不可替代性，更重要的是喚醒公眾對閱讀價值和版權保護重要性的認識，讓這一天真正成為圖書日。

　　保護知識產權是一個循序漸進的過程。既需要法律的不斷規范，更需要人們守法和維權意識的提高。其實，我國古人不但早就有了版權意識，而且還實施了版權保護。這種意識首先體現在署名意識的形成。春秋戰國時，諸子百家開始在作品上署自己的姓名或學派始祖的姓名，如《論語》。也有直接以作者姓名或學派始祖的姓名作為作品的名稱，如《老子》《韓非子》《孟子》等著述。還有像《呂氏春秋》之類，作為一部集體作品，它的署名方式與今日的“職務作品”類似。古人向來鄙視剽竊他人學說的行為，南朝文學批評家鐘嶸就記載詩人寶月抄襲柴廓之詩作，唐代文學家柳宗元曾斥責文子剽竊孟軻、管仲之言。而清朝洋務運動的興起者張之洞被同科舉子徐致祥抄襲事件，更是轟傳天下，讓徐致祥一生備受詬病。

　　到了宋元時期，隨著印刷業的繁榮，盜版之風也愈演愈烈，官府開始干預圖書出版行為。當時主管圖書刊行的“行在國子監”，具有代表朝廷管理圖書出版的權力。官府運用行政手段，布告有關地方的書坊，不得翻印某書;同時，又發給原刊者所謂“據”，也就是執照，以證明該人刊書的合法性，原刊者若發現有人翻刻，可向地方官府憑“據”告發，從而毀版治罪。南宋祝穆刊印《方輿勝覽》，為防他人翻刻，申呈兩浙轉運司予以保護，其原刻本自序后有“兩浙轉運司錄白”，云“照得雕書，合經使臺申明，乞行約束。庶絕翻版之患。”這是歷史上最早記載的特許令狀。著名理學家朱熹所寫的《四書問答》，因其無暇訂正重編而“未嘗出以示人”，而“書肆有竊刊行者”，朱熹“亟請于縣官，追索其版”。南宋初年，文人范浚在他的著作《答姚宏書》中記載了一件事，當時有人冒范浚之名，撰寫了《和元賦集》，刻印販賣，他將此事上報官府，官府發送一份公文到建陽，銷毀了這些私刻的印版。明崇禎刻本曹士衍《道元一氣》，在書前告白寫道：“倘有無知利徒，影射翻刻，誓必聞之當道，借彼公案，了我因緣。”可見其相當強烈的著作權觀念和司法保護意識。

　　即便官府管著，盜版還是屢禁不止。明末清初的李漁對于打擊盜版更是采用了另類的斗智斗勇之法。李漁生平寫了許多著作，可有很多書剛一推向市場，就被大量無良書商瘋狂盜印，書賣得火，他自己卻賺不到錢。順治八年，暫居于南京的李漁完成了第一部傳奇大集《憐香伴》。為避免盜版之事再次發生，李漁想出了一個絕妙的好主意——他給南京知府寫了一份訴狀，說他的一批新書從蘭溪老家運往南京時，不料剛進入南京地界就被強盜劫去了，而遭劫的這批書是他第一次印刷出來，尚未在市場上流通，如果有誰在賣他的那些書，誰就是強盜，最起碼也是跟強盜有關。知府大人非常重視，趕緊立案，天天派出大批衙丁到市場上去查找。

　　與此同時，李漁開始正式印刷這本書，正規書商當然更不會錯過這么好的機會，紛紛前來批發取貨，投放到市場上后，立刻受到南京百姓的瘋搶。李漁把這些正規書商統一作了登記，然后把名單交給南京府衙，告訴他們哪些人是正規書商，以避免衙門誤抓。那些平時靠印刷盜版書吃飯的無良書商，哪還敢再盜印李漁的書?做不成生意、掙不到錢事小，被當成強盜或者強盜的合伙人給抓起來，投進班房那就后悔莫及了。多年后，李漁的《憐香伴》一直沒人敢盜版，李漁用他獨特的智慧保住了多年的心血。

　　宋代的版權保護的禁例，一直沿用至清朝。這期間，我國處在以出版者擁有“印刷特權”和作者僅成為原始著作權人的階段。直至1910年《大清著作權律》正式頒布，這是我國歷史上第一部著作權法，標志著我國著作權立法進入了作者作為著作權人的現代著作權階段。

　　古代版權保護多依賴道德約束、行業自律和零星禁令，缺乏系統性法律保障。文人維權行為更多出于對作品完整性的維護或經濟利益訴求，與現代的知識產權概念仍有著本質差異。然而，古代文人的這些版權保護之法，反映了中國傳統文化中對原創勞動的尊重，也為后世版權制度進步提供了歷史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