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收官的電視劇《帶著爸爸去留學》引發不少爭議，其中比較大的一點集中在孫紅雷的演技上。很多觀眾認為孫紅雷的演技在這部作品中出現滑坡，更有人將原因歸結為孫紅雷投入大量精力參與真人秀節目造成的后果。

　　關于真人秀到底會不會稀釋演員的表演能量，一直眾說紛紜。在筆者看來，這些討論中，有一個問題被忽略了，即目前跨媒體的文藝環境之下的明星形象建構，以及當演員從綜藝節目返身回到影視作品中時，展現出的是不是更容易被大眾接受的那個形象。

　　首先要厘清的一點是，作為演員的明星，其價值確實體現在商業性上。明星制成為電影商業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前提就是默認明星是推廣特定影片的重要促銷方式，是承擔營銷的一個商業策略角色。在明星制成熟的電影商業體系中，甚至連劇本創作都為專門展現明星已經建立的特性而進行操作。

　　但是，明星同時也是符號和文本，即被不同的媒體和類型所塑造的明星形象。1979年理查·德戴爾《明星》一書的出版，標志著明星研究作為嚴肅學術研究對象的開始。西方的明星研究經過不斷發展，研究議題也在不斷增加，但明星研究的核心始終強調了明星的專業表演能力與影視文本之間的密切聯系。

　　明星的關鍵要素是特定明星形象的明確性和他們與自己表演的專業角色之間匹配的程度。當演員真實的個性或多或少地、準確和穩定地與他們表現出來的角色形象相符合，也就是說當明星自身和他們專業表演的角色完美融合在一起時，作為專業人員的明星就變得富有意義。同時，明星制與類型制密切配合，明星部分地定義了電影類型，而電影類型也能夠用來幫助鑒別明星形象的特性。例如，成龍、李連杰被密切地與特定的武術/動作電影類型聯系起來。而金·凱瑞則與某種特定樣式的肢體喜劇聯系起來。所以，一個穩定的明星形象對于作為專業演員的明星而言是非常關鍵的。因為如果明星的表演與已經建立的明星形象有過大的差異，那些帶有預期的觀眾就會十分失望。

　　即使是在多媒體時代明星形象的擴張中，有經驗的明星和明星經紀人也會強調自己明星形象的連貫性，以保證為觀眾提供一個相對穩定的快感體驗。比如在多媒體擴張中做得非常成功的影星威爾·史密斯，首先是由嘻哈音樂人進入娛樂圈，然后拍攝電視連續劇。20世紀90年代，史密斯從電視轉戰電影，并最終加入到一線明星的陣容。史密斯的表演雖然跨越不同的媒體，但他在不同媒體的表演中卻一直保持著一個自信而不傲慢、有急智但又容易犯些愚蠢錯誤的具有很強親和力的形象。正是這種隨和可親的形象迎合了流行市場的需求。

　　孫紅雷的明星形象建構主要依靠曾經走紅的影視作品。2009年的《潛伏》《人間正道是滄桑》是他作為影視明星最重要的作品。這兩部電視劇作品不僅為他贏得重要的獎項，他也憑借自己充滿魅力的表演在觀眾中建立起自己的明星形象。他的明星形象不僅與特定的影視類型有聯系，比如軍事、警匪、諜戰等，其形象特征也與堅硬、兇狠、威嚴等硬漢形象相聯系。這些在他參演的電影中也可以觀察到，比如《毒戰》《天堂口》《全民目擊》等。

　　2015年孫紅雷開始出現在明星真人秀節目《極限挑戰》中。這一年也是國內真人秀節目的爆發年，甚至多家影視公司都一改原來單一的影視劇制作發行模式，開始轉向包括真人秀節目在內的跨媒體產品的制作與生產。啟用已經建立起自己明星地位的影視演員，成為這些真人秀節目的重要營銷手段。真人秀節目試圖借助影視明星的商業價值來實現自己的盈利，影視明星則可以通過參與節目獲取高額片酬，同時通過節目的持續性曝光來繼續提升自己的商業價值。作為影視明星的孫紅雷，由此成為真人秀明星孫紅雷。

　　作為一種新的媒體藝術形式，真人秀節目本身的媒體特性對孫紅雷的明星形象構成了重要的影響，甚至為他塑造了新的明星形象，即真人秀明星形象。在目前學界對真人秀的研究中，很多研究者注意到了真人秀節目的狂歡特征。“狂歡”是由俄國文藝理論家巴赫金在研究中世紀的狂歡節時提出的重要概念，真人秀節目就類似于一個帶有節日特征的狂歡廣場。在《極限挑戰》中，明星嘉賓被放置的場景多是人來人往的大街，拍攝不僅不避開行人，還往往將行人拉入節目之中，形成了很強的廣場氛圍，這種狂歡場景是對普通日常生活的一種顛覆，從而形成一種宣泄空間，讓觀眾在日常生活中所積聚的壓力進行一種釋放。這構成了這檔明星真人秀節目的最大賣點。

　　正是因為真人秀節目作為狂歡空間的需求，明星在這個節目中被設置成類似于中世紀狂歡廣場上的小丑國王角色。他們必須擺脫自己神秘的明星光環，通過自我降格的表演來吸引觀眾的圍觀，變成人人可以游戲的對象，進而完成從“國王”向“小丑”的轉變。這決定了真人秀中的表演必然是夸張的，甚至帶有鬧劇的特點。孫紅雷一改往日影視劇中的硬漢形象，其自戀又愛賣萌的表演就是為了適應真人秀節目本身的定位。為了凸顯狂歡化的特色，真人秀節目甚至故意采取間離甚至反諷性的使用他影視明星形象特質的方法。比如有研究者注意到，《極限挑戰》里眾人對孫紅雷高顏值的稱贊就是一個典型的廣場式的贊美，帶有濃厚的反諷性質，“顏王”稱號就是這種反諷的符號表達。

　　《帶著爸爸去留學》中的孫紅雷：明星形象的錯用

　　不可否認，我們目前的確處于一個跨媒體的文藝時代。對明星來說，參與不同媒體藝術的表演是在跨媒體時代實現自己明星價值的重要途徑。亨利·詹金斯在《融合文化》一書中提出，跨媒體敘事最理想的形式就是每一種媒體出色地各司其職，各盡其責。只有這樣，一個故事才能夠以電影作為開頭，進而通過電視、小說以及連環漫畫展開進一步的詳述。這說明，不同的媒體形式確實需要不同的藝術表達方式。所以如《極限挑戰》這樣的真人秀節目，與傳統的影視作品在表達方式上必然出現差別。

　　但是我們同時應該注意到明星形象的跨媒體使用帶來的各種問題，以及在不同媒體上明星形象如何進行調整和適應的問題。

　　從孫紅雷在參加《極限挑戰》之后的影視作品來看，《好先生》和《帶著爸爸去留學》這兩部電視劇更多使用的都是作為真人秀明星的孫紅雷形象。而從觀眾對明星形象的期待來說，孫紅雷在影視作品中所形成的影視明星形象依然構成他在進行電視劇表演時最核心的吸引力。所以，作為真人秀明星的孫紅雷形象如果被使用到電視劇中時會讓觀眾產生抗拒心理，這也是觀眾對《帶著爸爸去留學》中孫紅雷自戀又賣萌的喜劇性表演產生反感的重要原因。如《帶著爸爸去留學》這樣在電視劇里繼續使用演員的真人秀明星形象，還可能持續打擊演員在影視作品中已經建立起的明星形象，構成對他明星品牌的破壞。

　　《帶著爸爸去留學》中圍繞孫紅雷演技問題產生的討論，在目前的跨媒體文藝時代將成為中生代明星一個普遍存在的問題。他們不像同樣參加《極限挑戰》的張藝興那樣，幾乎是完全依賴網絡形成的偶像明星，其粉絲主要是網生代的年輕人，他們對偶像的喜愛只是自己在當代流行文化中的自我安置，所以網生代偶像明星可以不完美，可以只以某種標簽就獲得大量粉絲。相比之下，孫紅雷們的主要價值依然體現在其專業性的影視表演之上。但與此同時，他們也不是上一輩那樣完全依賴單一影視作品的傳統明星，這要求他們在經營自己的明星形象時需要對電影、電視劇、真人秀綜藝、手機短視頻等這些復雜媒體文藝之間的區別有清醒的認識。

　　跨媒體時代確實可以實施明星形象的交叉促銷，為明星們帶來更大的收益。但如果對跨媒體的復雜性缺乏認知，錯誤地使用自己的明星形象，不僅可能消解自己的明星品牌，甚至可能造成明星形象的全面坍塌。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