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陳玉振

　　抗戰時期的大學內遷是一段特殊而珍貴的記憶。作為中國近代最早成立的四所國立大學之一，山西大學在民族危亡之際，為保存教育火種，曾西遷陜西韓城辦學，這段歷史與西南聯大、浙江大學等西遷共同構成了中國抗戰時期大學內遷的壯麗畫卷，展現了中華民族文化血脈的生生不息和高校與地方團結一心、艱苦奮斗的自強精神。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日本侵略軍迅速向華北腹地推進，同年8月初，日軍襲擊同蒲路北段及太原，山西形勢驟然緊張。面對日寇的鐵蹄，山西省政府緊急命令山西大學及省城各大專學校立即遷往晉南，以躲避戰火，保存教育力量。這一決定開啟了山西大學長達十二年的流亡辦學歷程。

　　山西大學自1902年創建以來，經歷了從山西大學堂到國立山西大學的發展歷程，到抗戰前夕已發展成為一所包括文、法、理、工、教育五個學院，下設14個學系的綜合大學。然而，戰爭的爆發打斷了學校正常的發展軌跡。1937年11月，山西大學師生被迫離開太原，開始了艱苦的遷徙歷程。他們先是遷至晉南的臨汾，隨著戰局惡化，1938年春又繼續西遷，先后輾轉陜西三原、宜川秋林鎮、山西吉縣克難坡等地，最終于1945年12月遷至陜西韓城繼續辦學。在韓城的歲月雖短暫，卻承載了山大師生在極端艱苦條件下堅持教學、“豪飲一路風雨，托起明日朝陽”的堅韌樂觀精神，成為歷史上秦晉之好的又一段令人動容的篇章。

　　隨著抗戰進入后期，山西局勢依然動蕩。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后，山西大學師生滿懷希望準備返回太原復校，但由于國共內戰的爆發，太原局勢仍然不穩。1945年11月，山西大學決定暫時遷往陜西韓城，等待更合適的時機返回太原。選擇韓城作為臨時校址有多重考慮：首先，韓城位于黃河西岸，與山西隔河相望，地理位置相對安全;其次，韓城是歷史文化名城，文教氛圍濃厚;再次，韓城交通相對便利，便于師生生活和教學物資運輸;再加上韓城距離之前辦學的克難坡不遠，遷徙相對容易。就這樣，在抗戰勝利后的這段特殊時期，山西大學開啟了開赴陜西韓城辦學的征程。

　　1945年12月，頂著黃河上凜冽的寒風，山西大學師生開始了從山西吉縣克難坡向陜西韓城的遷徙。這次遷徙雖然距離不長，但在戰后物資匱乏、交通不便的條件下，仍然是一次艱難的旅程。師生們需要攜帶教學設備、圖書資料和個人物品，其艱辛程度可想而知。這次遷徙是分批進行的。由于當時交通工具極為有限，大部分師生只能步行，僅有少量教學設備和珍貴圖書能通過簡易船只運輸。黃河渡口處，師生們相互扶持，小心翼翼地踏過冰面或乘坐簡陋的渡船。許多年后，親歷者回憶這段經歷時仍感慨萬千：“那時候過黃河，真是提著腦袋在走，但為了能繼續讀書教書，什么困難都能克服。”

　　韓城方面為迎接山西大學的到來做了必要準備。雖然條件簡陋，但當地政府和文化教育界人士對這批來自山西的“文化難民”給予了熱情接待。校部設在縣城內相對完好的城隍廟內，各學院則根據專業特點分散安置：文學院、法學院等文科類學院多設在城內文化氣息較濃的區域;工學院則靠近有簡易實驗條件的場所。這種分散布局雖然給教學管理帶來不便，但在當時條件下已屬最佳選擇。城隍廟兩旁較大的廊房成了師生宿舍，較大一點的做教室用。其余師生分別住在韓城縣城北關及東中西、薛曲村等周邊的一些公共建筑和民居中，教室、宿舍、辦公室分散在多個地點，形成了戰時大學特有的“分散辦學”格局。

　　遷徙完成后，山西大學在韓城迅速恢復了基本教學秩序。沒有固定的校園，教室便多設在臨時騰出的民房、祠堂或公共建筑內。沒有桌椅，學生們就用小板凳當椅子，用二尺見方的木板當課桌，上課時常常自帶小板凳，或者干脆站著聽講。照明條件也十分有限，雖然比起之前在虎嘯溝的油燈，韓城有了電燈，但電力供應極不穩定，學生們仍經常需要借助煤油燈或蠟燭學習。即使在最困難的條件下，山大師生仍堅持開展學術和文化活動，展現了山大師生在艱苦環境中的樂觀精神。在這里，學生們除每天上課升旗外，還有組織地參觀“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開紀傳體之先河的司馬遷有關的歷史遺址，無不為歷史學家的雄才大略感到自豪!

　　在韓城辦學期間，山西大學的師資隊伍保持了相對完整。校長徐士瑚帶領一批知名教授堅持教學，確保了教學質量不因戰爭環境而下降。雖然戰爭導致生源大幅減少，但在韓城期間仍有新生陸續入學。據校史資料記載，1946年外文系招收新生7人，雖人數不多，但在當時環境下已屬不易。這些學生在極端困難條件下堅持求學，展現了中華民族青年一代對知識的渴望和對未來的堅定信念。盡管條件艱苦，山大在韓城期間仍保持了較為完整的課程體系。以外文系為例，一至四年級開設的課程包括：英文文法、散文選演及習作、小說選讀、戲劇、英文詩歌、希臘神話、語言學、莎氏戲劇選讀、英國文學史、歐洲文學史、倫理學、中國文學史、西洋史等，還提供俄語選修課，這些課程由朱啟寰、杜文甫、陰紉齋、李貫英、史景蘇、杜文若等教授講授，保持了相當高的學術水準。此外，還有講授倫理學的田潤霖、講授論理學的潘澤清、講授中國文學史的郝樹侯等，都是各自領域的知名學者。這些教授放棄了大城市相對優越的生活條件，跟隨學校輾轉遷徙，體現了中國知識分子在民族危難時刻的擔當精神。

　　圖書資料和實驗設備是山西大學在韓城辦學面臨的最大挑戰之一。在多次遷徙中，山西大學的圖書損失嚴重，實驗設備更是所剩無幾。師生們想盡一切辦法克服困難：圖書方面，他們互相傳閱手頭有限的教材和參考書，有些教授甚至憑記憶編寫講義;實驗方面，理工科教學不得不以理論講授為主，輔以簡單的演示實驗。這種“紙上談兵”的教學方式雖然有很大局限，但在當時已屬難能可貴。

　　戰時的大學生活并非只有艱苦和單調。山西大學在韓城辦學期間，學生們組織了各種社團和學術團體，如“文學研究會”等，開展讀書會、詩歌朗誦、時事討論等活動。1946年2月17日，山西大學史學會還在韓城司馬遷祠堂舉行“太史公座談會”，參加者有杜任之等36人，大家會后合影留念。這些活動不僅豐富了校園生活，更培養了學生的組織能力和社會責任感。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韓城距離延安較近，學生們能接觸到一些延安出版的進步刊物，這對開闊學生視野、激發愛國熱情產生了積極影響。

　　山西大學在韓城的辦學實況，展現了中國大學在最艱難環境下的頑強生命力。窯洞里的讀書聲、煤油燈下的奮筆疾書、教授們沙啞卻堅定的講課聲，共同構成了一幅感人至深的“戰時高等教育圖景”。這種在極端條件下堅持辦學、傳承文化的毅力，正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象征。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全國各內遷高校陸續開始籌備返回原址。山西大學原本也計劃盡快返回太原，但由于戰后山西局勢依然復雜，學校不得不暫留韓城。直到1946年初，隨著形勢相對穩定，復校工作才正式啟動。與遷往韓城時類似，返回太原的遷徙也是分批進行的。1946年3月，第一批師生啟程離開韓城，渡過黃河返回山西。直到1949年5月，隨著太原戰役結束，才在太原正式復課，從而結束了長達12年的流亡辦學歷史。

　　雖然在韓城辦學的時間不長，但這段經歷對山西大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首先，它錘煉了師生們堅韌不拔的意志品質，這種品質在戰后重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其次，它強化了學校的凝聚力，共同的艱難經歷使師生們對學校產生了更深厚的感情;再次，它豐富了學校的文化傳統，戰時形成的一些教學方法和學術風格在和平時期得到了延續與發展。

　　山西大學在韓城的辦學歲月已經過去近八十年，親歷者大多已不在人世，但那段歷史凝結的精神卻歷久彌新、韓城人民的深情厚誼仍歷歷在目。山西大學也十分重視校史研究和抗戰辦學歷史的挖掘整理。學校檔案館保存了部分韓城辦學時期的珍貴資料，包括課程表、師生名冊、照片等，這些史料確保了韓城辦學記憶的延續和精神的傳承，也必將永遠激勵著后來的教育工作者和學子們，在各自的崗位上為民族復興和文化傳承貢獻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