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曾德超

　　十一月剛過中旬，呼嘯的北風就把祖國北方刮成了天寒地凍的模樣。順著北風來的方向向北眺望，一個英雄的形象若隱若現地映入眼簾，那是跨越了兩千年的蘇武。這個時節的蘇武，正懷抱那根早已旄羽盡落的漢節，同那群瑟瑟發抖的小羊，艱難地趕往一處避風山崖。而這樣的情景，蘇武堅持了整整十九年。

　　十九年，在歷史的長河里或許是一瞬，但對個體來講，那是漫長的六千九百多個日日夜夜，它可以把一個呱呱墜地的嬰兒變成一個強壯青年，也可以把一個正值盛年的漢子變成一個垂垂老者。如果以這樣的十九年，堅守一份理想、一份事業不變，帶給人們的就不僅僅是感動了，更是無窮的精神價值。歷史上，還有兩位著名人物玄奘和司馬光，與蘇武一樣用十九年的堅持，鑄就了同樣永久的精神豐碑，留給后世無數感動和思考。

　　蘇武牧羊十九年

　　漢朝時期北海的風，是永不疲倦的訴說者，帶著貝加爾湖亙古的寒氣，一遍遍在這里肆虐。時間把這里凝固成一塊巨大的冰，而蘇武，便是昂立在這冰中央，一個孤獨的、活動著的傲骨。

　　自天漢元年(公元前100年)出使匈奴被扣留至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被釋放回漢朝，出使匈奴的蘇武已在匈奴境內被禁錮了整整十九年。出使之初，蘇武即被扣留，匈奴貴族多次威逼利誘，欲使其投降，但蘇武堅貞不屈。單于便決定將他遷到北海(今貝加爾湖)牧羊，除非公羊羝乳，否則不予放還。但蘇武無所畏懼，勇敢地帶著羊兒一起抵御風雪，一起看草枯草榮。隨著歲月的流逝，他的須發由黑而花白，再雪白，沾染著十九年的風霜與塵土。唯有那雙眼睛，依然燃著一簇信念、氣節之火。其間，曾經的好友、投降匈奴的李陵來勸降，帶著美酒佳肴，還帶著投降后錦衣玉食的體面。但蘇武以“臣心一片磁針石，不指南方不肯休”的執拗，斷然拒絕了投降，并且將勸降酒灑向南方，去祭奠再也見不上的漢武帝，去告慰渭河的汩汩濤聲，去堅守那份未竟的使命。他手中的那根漢節，起初是光潔而威嚴的，代表著大漢的威儀，經過十九年的風雪摧殘，節旄早已不見蹤影，只剩下一根光禿禿的桿子，像他嶙峋的筋骨，被歲月磨礪得光滑而堅實。這漢節，是他的魂，是他的、更是民族的脊梁，撐著他在這茫茫天地間堅韌不折。十九年，近七千個日夜，他將一個使臣的職責，守成了一種信仰;將一個民族的節氣，活成了一種雕塑般堅毅的生命形態。

　　終于，新一批漢朝使節來了。他帶給使節的唯有那根光禿的節桿。但那根脫盡了旄尾的漢節，卻比任何華麗的權杖都更重，因為它一頭挑著個人的十九年風霜，另一頭挑著一個民族千古不朽的脊梁。他用十九年的堅守鑄就了一座精神豐碑：肉體可以被放逐，但精神的獨立與民族的尊嚴永不屈服。“蘇武牧羊”的故事也成為堅守民族氣節和忠君愛國的萬世楷模。

　　玄奘譯經十九年

　　大唐貞觀十九年，長安城的燈火在夜色中次第熄滅，唯有弘福寺的一扇小窗里，還亮著一盞微弱但具有穿透力的青燈。燈下，玄奘法師正專注審核《瑜伽師地論》的譯稿，反復斟酌修改。這樣的場景，法師一直堅持了十九年，直至最后一卷謄寫完畢。

　　“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玄奘的求索之路，貫穿了十七年的西行取經路(一說十九年)和更為重要的十九年的譯經路。取經，是萬里征途，是西行路上與風沙雪山、饑餓困頓，甚至毒蟲猛獸的搏斗;譯經，看似在安穩的方寸書齋，實則是一場更為漫長的跋涉——在語言的崇山峻嶺間開路，在句法的溝壑激流上架橋，在思想的深海高天間連線。為了把浩瀚的梵文經書譯成符合漢語閱讀習慣的漢文版，他每天破曉即起，三更方息。在助手的幫助下，每卷經文都需歷經誦讀、口譯、記錄、潤色、校勘的嚴謹工序。他不僅要通曉梵漢，更要穿透文字的表象，抵達佛法的精髓。這不僅是語言的轉換，更是智慧的火種傳遞。

　　十九年間，他不僅譯出了皇皇巨著《大般若經》六百卷，還譯出了《瑜伽師地論》《攝大乘論》《顯揚圣教論》等一千三百三十五卷譯著，構筑起漢傳佛學最堅實的理論基礎。其間，他在總結其他佛教經典的基礎上，編譯了《成唯識論》《唯識三十頌》等著作，開創了唯識宗。更為難能可貴的是，他把在西域100多個國家的見聞講述出來，由弟子編輯成《大唐西域記》，成為后世南亞多國研究本國古代史的重要文獻依據。麟德元年(公元664年)二月初五夜，玄奘譯完最后一行。他自知時日無多，輕輕放下陪伴自己十九年的毛筆，吹熄了那盞長明的油燈。窗外的長安正在蘇醒，而他的譯經事業已然完成。十九年前，他帶回的是一捆捆貝葉經卷;十九年后，他留下的是滋養華夏千年思想的智慧之河。那些燈下譯就的經文，比西域路上的腳印更深刻地烙進了歷史，成為比舍利子更永恒的精神遺產。

　　十九年目標始終如一，是玄奘留給我們的最寶貴財富。他主持譯出的浩瀚佛經，使深奧的梵文智慧化為華夏子孫可感可讀的文本。他的《大唐西域記》成為研究中亞與印度歷史的稀世之寶。更重要的是，他為后世樹立了文化使者的典范——以宏闊的胸襟推動文明互鑒。這份財富化作中華文明包容、求索的精神基因，永遠傳承。

　　司馬光著史十九年

　　說起司馬光，最為人津津樂道的是“司馬光砸缸”的故事，反映了他處事沉著、機敏、勇敢的特點。與此相比，鴻篇巨著《資治通鑒》才真正確立了他在中國歷史上的地位，這是他主持編纂的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從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設立書局，到宋神宗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書成，歷時19年。

　　翻開《資治通鑒》的扉頁，仿佛看到了司馬光伏案疾書的背影。這背影一直端坐了十九年。

　　這十九年，他過的不是尋常日子，而是在反復體驗千年時光里的脈動。每天破曉，他便坐在書局那張寬大的書案后，審視弟子們抱上來的堆成小山的書稿，手握朱筆，在文字之間仔細圈點，指點真偽。有時為了考證一段事件、一個人物，甚至一個日期，他要反復查文獻、問同僚，直到找到確鑿的證據。他深知“資治”二字的千鈞重量，每一個字落筆，他都要問自己：這對治理天下有何啟示?這對后世君王是鏡鑒還是警告?為此，他常徹夜不眠，任狼毫筆在宣紙上沙沙作響，把那些沉睡在史冊中的王朝一一喚醒，讓它們的成敗得失，濃縮在一段段飽含墨香的文字里。

　　十九載寒暑淬煉，終于到了收官時刻，秋深了，司馬光慢慢走出書局，落葉在腳下沙沙作響，忽然，一片梧桐葉飄進書局，他如釋重負，走進書局，輕輕地把這片葉子夾進了最后一卷的函套里。十九年，他和他的團隊在歷史的河流中逆流而上，與無數王朝對話，把千年的興衰濃縮成二百九十四卷的編年體巨著《資治通鑒》。這部治世名著為后世留下了三重寶貴遺產。一是開創了“通鑒體”史書范式，樹立了史書編纂的標桿;二是以史為鑒的編纂思想，讓歷史真正成為“資治”的智慧源泉。更珍貴的是，他與團隊甘守寂寞、皓首窮經的精神，飽含堅守與專注所迸發的永恒力量。

　　在歷史的長河中，十九年不過是倏忽一瞬，但對蘇武、玄奘與司馬光而言，這十九年卻足以將凡俗的生命淬煉成不朽的傳奇。他們的故事，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堅守圖景：對國家的忠誠、對真理的追求、對文化的傳承，這正好對應了中國傳統文化中最看重的幾個維度。他們的堅守，如同一面三棱鏡，從不同角度折射出華夏文明精神內核的璀璨光芒。

　　蘇武是守“節”的十九年。他手持漢節，在北海的冰天雪地中將個人氣節與民族尊嚴鍛造成永恒豐碑。他的堅守，捍衛了一個民族堅不可摧的脊梁。玄奘是求“道”的十九年。青燈古佛下，他將浩如煙海的梵文經卷轉化成啟迪中華智慧的法音。他的堅守，讓文化融合成為影響世界的精神坐標。司馬光是鑄“鑒”的十九年。故紙舊箋堆中，他將紛繁蕪雜的歷史提煉成治世的明鏡。他的堅守，讓凝聚的歷史成為后世可資的航道。

　　十九年，他們戰勝各自的挑戰。蘇武戰勝的是外在的風雪與威逼，玄奘戰勝的是內心的孤寂與思維的壁壘，司馬光戰勝的是傳統的思維與慣性。然而，其內核卻驚人地一致：他們以近乎偏執的定力，抗拒著時間的侵蝕與世俗的紛擾。

　　歷史長河中短暫的十九年，便足以鑄就照耀千古的永恒。蘇武、玄奘、司馬光以生命為筆，在時光中刻下三座不朽的豐碑。蘇武的節杖，撐起了民族的脊梁;玄奘的經卷，連通了文明的彼岸;司馬光的史冊，擦亮了治亂的明鏡。他們用十九年的堅持，為后世樹立了精神的坐標——無論時代如何變遷，那份對氣節、對文化、對政道的執著與堅守，永遠是中華民族血脈中生生不息的強大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