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博

　　“左聯”五烈士、革命作家胡也頻是國學大師季羨林的老師，從1930年2月到7月，兩人曾經有過一段師生關系。那么，胡也頻是在什么樣的背景下到濟南的?季羨林眼中的胡也頻是一個怎樣的老師呢?

作家老師來了

　　1930年，是國民黨奪取山東政權的第二年，當時的省主席是韓復榘，教育廳長是何思源。當時的山東濟南省立高中(今濟南一中)是全省唯一的高級中學。教員、學生都很復雜，學校管理混亂，學生自由散漫。教職員有的混課時拿薪水，有的勾心斗角，爭權斗利，根本不像求學的地方。進步學生季羨林等人對社會不滿，對統治者感到厭惡仇恨，求學也毫無出路，處于苦悶、彷徨之中。

　　胡也頻未到任之前，季羨林的國文教員是清朝遺老，他是個思想落后、觀念陳舊老先生。他開始教的全部是文言文，后來因為學生強烈反對，他就從《胡適文存》中選了幾篇文章，想借此敷衍學生，保住自己的飯碗。那時“五四”新文學運動已經過去10年了，社會已有很大的發展，學生思想進步很快。《胡適文存》怎能讓青年人滿足呢?在學生的反對下，這位老師無臉進課堂，辭職不干了。季羨林的國文課從此空下來了。就在此時——1930年的春天，忽然傳來一個好消息：青年革命作家胡也頻，要來任季羨林他們的國文教員了。

　　1928年，胡也頻和妻子丁玲、好友沈從文在上海合辦了一個刊物《紅黑》月刊，胡也頻把老父親準備用來養老的1000大洋(約今20萬元)以高利貸(月息3分，即要30個大洋的月息)的形式借來，下了大血本。“紅黑”在湖南話里有“橫豎”、“反正”的意思，這個刊名意味著這三個年輕人是豁出去了，不成功則成仁。《紅黑》第一期出刊那天，三個年輕人站在上海四馬路和北四川路的書店門口，看著自己刊物被擺在顯眼的位置，躊躇滿志。在《卷首題詞》中，他們鮮明地表達了為苦難民眾而創作的宏圖大志。然而，三個年輕人肯定不會料到，《紅黑》最終只出版了8期就宣告夭折了。書商惡意拖欠書款，很快導致資金無法運轉，本來就負債累累的三人除了宣告破產外別無他路。商人拖欠貨款，這是商場上見慣不驚的“潛規則”，但這三個稚嫩的書生顯然毫無破解這個“潛規則”的經驗和能力。三個年輕人本來想以自己的熱血來染紅這個黑色的社會，沒想到社會這個黑巨人稍微動了一下手指就讓他們全身皆黑了。殘酷的現實也使三個年輕人從狂熱中清醒過來，為了還債，胡也頻離開上海赴山東省立高中教書。

　　1929年冬，濟南省立高中校長張默生和教育廳長何思源商議，聘請上海灘著名作家胡也頻到高中教書，張默生、何思源分別請胡也頻吃過飯。

第一印象

　　聽說胡也頻到校了，第一節國文課，季羨林等同學沒有一個缺席，并且大家都早到了5分鐘，很肅靜地坐著，眼睛注視著黑板，歡喜的心跳動著。忽然一陣轟動的掌聲，送進了兩個人，前邊走的是本校的教務主任，后邊跟著的是胡也頻。他身材短小健壯，眉清目秀，穿一身舊灰嗶嘰西服，走起路來非常靈便，他上講臺的時候，是跳上去的，他的臉瘦白，帶著和善的微笑，露出一列潔白的牙齒，簡直像個十幾歲的大小孩，尤其是他說話的時候，那高而細潤的聲音，更令季羨林感到驚訝，像這樣年輕的人，怎么會是文學家呢?

　　胡也頻第一堂給季羨林講的是唯物史觀的文學論。季羨林他們以前只會跟著老師讀《古文觀止》之類的古文，課外很少看文學作品，并認為只要把文字寫通順，那就是文學家。以這樣淺顯的基礎，怎能理解胡也頻那高深、前衛的文學理論，所以大家如聽天書，第一節課就這樣稀里糊涂地過去了。當時，季羨林和同學們對他的印象非常壞，大家都感到胡也頻有兩個很大的缺點：第一，他太年輕;第二，他所講的東西令人感到莫名其妙。

　　胡也頻大約感覺到第一節課失敗了。所以第二節課，他就換了個很務實的題目：《目前中國文學運動的趨向》。他從五四運動說起，到左翼作家聯盟成立為止。這個題目的確受到了很大的歡迎，季羨林和同學們雖然不明白他在結論時所講的那句話：“普羅文學(無產階級文學)在歷史的進展中，一定會勝利。”但在他那一段很長的演講中，季羨林卻知道了許多中外文學家的名字，和許多中外小說作品的名字。并且還聽到了許多從來未曾聽過的新名詞，當時，季羨林認為，一個人的腦海中能記起這么多的東西，那就不愧為一個文學家了。所以大家馬上就對他改變了態度，很尊敬他了。

　　從此，幾乎每次上課，胡也頻都在黑板上大書“現代文藝”(他為了給自己披上一件不怎么刺激人的外衣，稱無產階級文學為“現代文藝”)幾個大字，然后就侃侃而談，滔滔不絕地講起無產階級文學來，只講得眉飛色舞，季羨林和同學們聽得入了迷。什么“現代文學”、“普羅文學”一下子成為他們的興奮點。季羨林和同學們買來當時流行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書籍，生吞活剝地啃起來，“革命”熱情空前高漲。

風云人物與“粉絲”

　　自從第二節課后，季羨林覺得胡也頻很可愛，并且他絕不像以前那些國文教員，居高臨下，氣指頤使。他對學生非常和善，常常跑到學生群中閑談說笑，并且他的居室學生可以隨便出入。他沒有打罵過任何一個學生，并且還發給學生許多很好的講義。季羨林與同學們對他的感情，就在這日常的小事情上逐漸濃厚，成了胡也頻的“粉絲”。

　　一個月后，丁玲來到濟南和胡也頻相聚。丁玲初到學校，給季羨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穿一件粉紅色、帶長毛皮衣領子的大衣，絲襪、高跟鞋、涂口紅。這一時髦的裝束，在上海也許是平常的，但在濟南卻十分引人注目。她當時不過二十多歲，風華正茂，神采飛揚。不僅因為她是一位青年女作家，只以其非凡的風度，在季羨林等同學心中已足引起轟動了。

　　濟南比不了上海，馬路坑坑洼洼，高低不平。高中校內的道路，更是年久失修。穿平底鞋走上去都不太牢靠，何況是高跟鞋。丁玲就遇到了行路難的問題，胡也頻個子比丁玲稍低，夫人步履維艱，有時要胡也頻扶著才能邁步。季羨林這些學生看了，覺得非常有趣。他們竊竊私議，說胡也頻成了丁玲的手杖了。其實季羨林不但毫無惡意，而且是充滿敬意的。在他心中真覺得胡也頻是一個好丈夫，因此對他更增加了崇敬之情，對丁玲更是同樣的尊敬。

　　后來，丁玲在回憶錄《一個真實人的一生》里說：“我簡直不了解為什么他被那么多的學生擁戴著。天一亮，他的房子里就有人等著他起床，到深夜還有人不讓他睡覺。他是高中最激烈的人物，他整天宣傳馬克思主義，宣傳唯物史觀，宣傳魯迅、馮雪峰翻譯的那些文藝理論，宣傳無產階級文學。”此時的胡也頻意氣風發、大義凜然，像一個振臂一呼應者云集的英雄。

　　當然，季羨林認為他從胡也頻那里沒有學到什么國文，而學到了一件事——無產階級革命。他在課堂上只講無產階級文學，其理論也不太講，重點講的是其目的——就是要進行無產階級革命。胡也頻不但在課堂上講，而且還在課外行動。他召集了幾個學生，準備組織一個“現代文藝研究會”。他公然在宿舍外大走廊上擺開桌子，鋪上紙，接收會員，引起了極大的轟動，一時聚觀者數百人。600多人的學校，竟然有300多人加入了“現代文學研究會”。公開進行無產階級文學的宣傳和研究。他還曾同上海某一個出版社聯系，準備出一個叫《齒輪》的文學刊物，宣傳現代文藝。

　　季羨林在組織方面和出版刊物方面也是積極分子和胡也頻的追隨者。他參加了招收會員的工作，并為將要出版的刊物的創刊號寫了一篇文章，題目就叫作《現代文藝的使命》，內容就是要革命。不幸的是《齒輪》文學月刊被國民黨當局取締了。

言論惹禍

　　1930年紅色的五月到了。5月9日是著名的國恥紀念日，是袁世凱與日本當年簽訂“二十一條”的日子。每年的國恥紀念日，都有不同形式的活動：開會、游行、寫標語、撒傳單，來聲討日寇、賣國賊的罪行。這一年國民黨禁止游行，只準開會紀念。胡也頻在學校紀念會上發表演講，他說，紀念“五九國恥”就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就要起來革命，要革命就要掌握無產階級文學這個革命武器，它是紅槍大刀，也是飛機大炮，它不是象牙塔的裝飾品，也不是太太小姐的娛樂品……這些話，在國民黨聽來，自然是紅色的“反革命”言論。

　　胡也頻在濟南的激烈言論和行動，引起國民黨當局的嚴重不滿;加上濟南省立高中進步思潮洶涌，惱羞成怒的國民黨山東省黨部決定要抓一批人，胡也頻便被列入黑名單之中。一天，韓復榘對教育廳長何思源說，你們省立高中有個叫胡也頻的教員，中央要抓他，據說他是共產黨在北方的重要負責人。何思源為胡也頻辯護了幾句：“辦學很難，沒有一點進步思想，學生們有意見，請來個有進步思想的人，政府又懷疑人家是共產黨。其實，青年人思想過激一些算不了什么，當年我也是很激烈的。”韓復榘見何思源反對抓胡也頻，就表示算了。何思源回去后立即打電話叫來校長張默生，叫他轉告胡也頻趕快離開濟南，并拿出200大洋送給他做盤纏。

　　1930年7月，胡也頻和丁玲被迫離開濟南，經青島回到上海，從此季羨林再也沒見過胡也頻了。

　　胡也頻回到上海后拿出500大洋教書賺來的薪水，沈從文拿出300大洋，丁玲向母親要了350個大洋，湊了1150個大洋，才把辦《紅黑》月刊的債務本息一并還清了。

　　胡也頻犧牲60多年后，季羨林在《病榻雜記》和《憶念胡也頻先生》中說，他對胡也頻先生這樣的革命家從心眼里佩服，他們視國民黨若無物，這種革命的氣概可謂驚天地泣鬼神。從戰術上來講，難免幼稚;但是，在革命的過程中，這也是難免的，季羨林甚至說這是必要的，沒有這種氣概，是無法打倒強大的敵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