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師正偉

　　近期針對公職人員的禁酒令引發(fā)熱議，殊不知，我國古代統(tǒng)治者早已深諳酒禁之道，其法令之嚴、處罰之酷，遠超今人想象。從王室貴胄到黎民百姓，一旦觸犯酒禁，輕則傾家蕩產，重則人頭落地。這些雷霆手段，核心在于維護社會秩序、杜絕糧食浪費、嚴防權力腐敗。

　　周朝《酒誥》：開禁酒先河，違者立誅。作為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明文禁酒法令，周公旦頒布的《酒誥》開宗明義：“飲惟祀，德將無醉。”即飲酒僅限于莊嚴的祭祀場合，且必須保持清醒，以德自律。其規(guī)定極其嚴苛：凡聚眾酗酒者，一經查獲，無需審判，就地正法!若有官員縱酒失職，同樣難逃死罪。其出發(fā)點異常清晰：在生產力低下的農耕社會，釀酒消耗巨量糧食，危及國本;更憂者，酒能亂性，易滋生事端，破壞“禮”的秩序。《酒誥》以最極端的手段，將酒與祭祀綁定，剝離其日常享樂屬性，樹立了“非禮勿飲”的鐵律，違者代價便是生命。

　　漢代“三人禁酒令”：群飲即罪，罰金如山。西漢承襲秦制，對酒禁的執(zhí)行更加制度化、精細化。漢文帝時，《漢律》明文規(guī)定：“三人以上無故群飲，罰金四兩。”此律看似僅罰金，實則極其嚴苛。“四兩金”在漢代價值幾何?據(jù)《漢書》載，這相當于一個中等家庭數(shù)月的收入，足以讓普通百姓傾家蕩產!其用意明確：嚴防民間借酒聚眾，滋生議論朝政、結黨斗毆乃至叛亂之禍。朝廷派出“循行”等官吏明察暗訪，一旦發(fā)現(xiàn)違規(guī)群飲，當場罰金，毫不容情。這條法令精準打擊了民間非必要的社交性飲酒，將禁酒重點從單純的祭祀限制，擴展到對“社會潛在不穩(wěn)定因素”的強力管控。無數(shù)因一時興起聚飲的平民和小吏，因此背上沉重債務，其威懾力不言而喻。

　　朱元璋的鐵腕禁酒：皇親犯法，與庶民同罪。明太祖朱元璋出身寒微，深知物力維艱與吏治腐敗之害，其禁酒政策以空前嚴酷著稱。一是源頭扼殺。朱元璋下旨“嚴禁種糯”，因糯米是優(yōu)質釀酒原料。此令從根源上卡斷大規(guī)模釀酒的可能性，確保糧食優(yōu)先用于果腹。二是執(zhí)法如山。其執(zhí)法之嚴，堪稱“六親不認”。大將胡大海之子在河南前線違反禁酒令，地方官因懼胡大海威勢而不敢處置。朱元璋聞訊震怒，“朕寧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吾法不行!”親自下令將胡大海之子處斬，并嚴懲徇情官員。此案震動朝野，以血淋淋的事實宣告：在禁酒令面前，功臣勛貴亦無特權!另一則記載，朱元璋微服私訪，聽聞某大臣在家飲酒作樂，次日朝堂之上便令錦衣衛(wèi)將其當庭杖斃。三是出臺“四菜一湯”的反腐倡廉的制度創(chuàng)舉：為杜絕官員借宴請之名行奢靡腐敗之實，朱元璋明文規(guī)定公務接待標準：“凡為官者，同僚往來，止用四菜一湯。”此令不僅限制了飲酒的場合，更從飲食標準上釜底抽薪，壓縮了公款吃喝的空間。后世廣為人知的“四菜一湯”廉政標準，正源于此。

　　縱觀古代禁酒令，秩序、節(jié)儉與廉潔是其核心目標和永恒命題。其一是保民本：嚴控釀酒，最大限度節(jié)約糧食，保障民生基礎。其二是維秩序：嚴懲聚飲、酗酒，防止社會動蕩、減少治安案件。其三是肅吏治：通過限制官員宴飲和嚴懲權貴犯禁，遏制奢靡之風，防止權力尋租與腐敗滋生。其四是正風氣：引導社會形成節(jié)制、勤儉的價值觀。從《酒誥》的“飲惟祀，德將無醉”到朱元璋的“寧可使大海叛我，不可使吾法不行”，古代禁酒令展現(xiàn)的不僅是統(tǒng)治者的決心，更是一種以“重典治亂象”的政治智慧。那些倒在禁酒令下的亡魂與傾家蕩產的罰單，是古代社會治理中為維護核心價值所付出的冷酷代價。

　　今日的禁酒令，手段更趨于文明，但其節(jié)約糧食、維護秩序、倡導廉潔、保障健康的深層訴求，依然與千年前的先賢們遙相呼應，印證著這一社會治理命題的永恒性。歷史警示我們：酒杯雖小，關乎國計民生;法禁雖嚴，其心在于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