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個稅擬綜合調整，網民為何只盯著起征點不放?

　　6月19日，個人所得稅法修正案草案(以下簡稱“草案”)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會議審議，這則消息被媒體冠以“重磅消息”來報道，在輿論場一石激起千層浪，連續多日霸占微博熱搜榜首位。

　　降稅歷來是公眾的熱門呼聲，此次草案擬調整個稅起征點到5000元/月，擬首次增加子女教育支出等專項附加扣除、將工資薪金、勞務報酬等4項勞動性所得實行綜合征稅等。此舉回應了輿論訴求，讓大多數工薪階層受益。

　　但輿論場上，吐槽的聲音也很多，個稅起征點未達預期是出現最多的字眼。“對于北上廣深來說，這個起征點還是有點低”“上調到1萬元比較合適”……

　　中國政法大學光明新聞傳播學院副院長、傳播法研究中心主任姚澤金教授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首先，互聯網在表達民意時有局限性，網民雖經常自嘲為“草根”，但“構成網民這一群體的主要是知識階層，他們的收入比社會底層群體要高得多，‘吐槽’的網民群體對中國各階層的收入情況不一定了解。因此，部分網民認為此次個稅起征點擬調整的額度未達到心理預期，是可以理解的”。

　　據互聯網絡信息中心今年發布的第41次調查報告顯示，月收入在中高等水平的網民群體占比最高。截至2017年12月，月收入3000元以上的占比達42.6%。同時，我國網民規模向高收入群體擴散，月收入在5000元以上群體占比的增長最為顯著。而有別于虛擬社會群體的收入構成，據國家統計局最新發布的《2017年居民收入和消費支出情況》顯示，2017年全國居民人均工資性收入為14620元，約相當于月收入1218元。

　　也許就像網友@Whisky柒澄所說：“你以為小城市能拿那么高薪水?三四線城市，很多人月薪才一兩千元。”姚澤金也同時強調，“國家個稅的調整涉及社會各個階層，不是針對某一群體的特殊安排”。

　　另一方面，在姚澤金看來，網民的“吐槽”集中在個稅起征點上，恰恰反映了當前網絡傳播環境中的一個規律——網民對于事實的關注，往往具有選擇性，網民只關注最簡潔的、最直接的信息，而不去關注事件的全貌。姚澤金稱：“這體現了互聯網在信息傳播過程中的碎片化特征，即對信息傳播的真實性、準確性、全面性流失的現象。”

　　縱觀草案的傳播過程，大部分網民只關注到了個稅起征點從3500元變為5000元。姚澤金指出：“草案除將個稅起征點調整到5000元外，還包括首次增加教育支出等專項附加扣除、擴大較低檔稅率級距等，可以說調整的力度非常大。”一些網民也發現了這些亮點，網友@QQ老掉線 就關注到了稅率級距的改變：“不只是起征點加了1500元，低檔稅率和級距的調整對月薪2萬以下的工薪族來說，降稅幅度還是比較顯著的”。網民@ShabbyCeeceekat則發現“(大家)都在關注個稅起征點提至5000元。對大部分家庭來說，專項附加扣除才是利好，刨除醫療、孩子上學、租房，沒準實際個稅納稅起征點是過1萬元的”……然而，這些亮點，卻在事件傳播前期，被部分忽視了。

　　西北民族大學新聞傳播學院講師白姍姍認為，提高個稅起征點是草案中的一個亮點。但其他亮點可能對民生更有改善，卻被一些網民避而不談甚至忽視，“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認為輿論是錯焦的”。那么，造成“輿論錯焦”現象的原因又是什么呢?

　　白姍姍指出，在此次草案的公開傳播前期，相關部門主要展示了大致調整方向和思路，具體細節還有待進一步公開。因此，媒體宣傳時，只能將最容易理解的、最直觀的數字做成標題。而公眾在閱讀新聞時，淺、快閱讀已成為一種趨勢。讀者往往傾向于只讀標題，或可以量化理解的概念，因此而片面認識此草案，也實屬無奈。

　　據觀察，在更深入的報道中，已有不少媒體注意到輿論“錯焦”問題，重視了對草案各個亮點的平衡性報道，力求引導輿論將焦點“擺正”。

　　此外，在此次草案傳播過程中，網民抱怨工資低、房價高、物價上漲的情緒宣泄屢見不鮮。諸如“連繳稅的資格都夠不上”“請給我一個繳稅的機會”，仿佛又將話題拉回到個人收入的討論上。誠然，工資水平和個人所得稅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然而，這些單純對收入水平吐槽的情感宣泄，仿佛也讓輿論討論的焦點“跑題了”。

　　白姍姍認為，這與輿論場“錯位宣泄”現象有關：立場先行的態度式輿論表達，在當下輿論場中廣泛存在。這些態度與立場，貫穿某一類話題的不同事件始終。具體到本事件當中，就是不少網民可能認為，和收入相關的新聞，只要拿出抱怨、自嘲態度就是正確的。畢竟“深層次的思考與解讀需要更多的時間與知識儲備，直觀的宣泄情緒讓網絡的發聲更加容易、門檻更低”，白姍姍表示。

　　一項重大政策出臺，引起輿論熱議是好事一樁，說明政策直擊社會痛點，是真正的“為民辦事”。輿論有點贊、有吐槽、有各種各樣的情緒也是再正常不過的事。但就如西北民族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馬成良教授所說：“政府應善于收集網絡輿論、傾聽網絡民意，以此作為決策的重要依據。但網絡民意是可以充分、甚至過分、片面表達的，現實生活中的政策制定不能完全被輿論帶著跑，還是應該基于真實的國情，考慮各方面的實際情況。”(欄目主持 王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