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鵬(化名)抱著剛出生14天的孩子走出了北京婦產醫院，當被問及是否還想要二孩時，趙鵬決絕地回答：“不想了!壓力太大了。”趙鵬和妻子都是“北漂”，自己原本的生活壓力就不小，一個孩子的撫養問題足夠讓他們傷腦筋了。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19年我國出生人口1465萬人，比上年減少58萬人，人口出生率為10.48‰，是2000年至今的最低值。

　　全國大部地區出生率持續下降

　　如果以2019年全國平均出生率10.48‰為標準，在內地31省市中，沒有跑贏平均線的包括黑龍江、吉林、遼寧、天津、上海、北京、新疆、內蒙古、山西、江蘇、湖南、重慶，其中，東北三省出生率墊底，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出生率分別為6.45‰、6.05‰、5.73‰。

　　2019年，西藏以出生率14.60‰高居榜首，寧夏、青海排名第二和第三，出生率分別為13.72‰、13.66‰。

　　記者梳理了2014-2019年全國各地區人口出生率發現，2014年我國開放“單獨二孩”政策后，人口出生率迎來了一波小幅上升，而2016年開放“全面二孩”以來，全國人口出生率不升反降，從2016年的12.95‰下降到2019年的10.48‰，降低了2.47‰。

　　人口出生率指某地在一個時期之內(通常指一年)出生人數與平均人口之比，生育率則是指一定時期內(通常為一年)出生活嬰數與同期平均育齡婦女人數之比。“生育率是反應某一地區生育水平的重要指標。”《大國空巢》作者、美國威斯康星大學婦產科系研究員易富賢說。

　　易富賢表示，“從目前的數據來看，我國東北地區生育率下降已經超前全國十多年，人口老齡化的問題逼近日本、德國、意大利、葡萄牙、希臘等老齡化嚴重的國家，導致的結果就是東北經濟的衰退，這已經是正在發生的事實。”

　　吉林大學東北亞研究院教授衣保中指出，東北不僅是我國的老工業基地，而且是中國商品糧基地，無論是工業還是商品糧，都必須依靠勞動力來完成。東北勞動力大幅減少，老工業基地和商品糧基地就缺乏保障。

　　“不想生、不敢生……”

　　33歲的菲菲(化名)是一名標準的都市白領，健身、旅游、美食是她人生三大樂趣，雖然已經結婚多年，生孩子這件事卻從未在她的日程上出現過，“我可能太愛自由了吧，而且自己掙錢自己花不好嗎?生了孩子我肯定不能過現在這樣的生活。”

　　浙江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所副教授姚引妹表示，經濟快速發展之后會促進人們生育觀念的轉變，無論我國此前是否宣傳計劃生育政策，伴隨著我國經濟社會的發展，生育率都會降低。從國內看，目前全國各省份生育率差異與其經濟發展水平呈負相關，經濟發展水平越高的地區，出生率相對較低，符合世界人口發展的一般規律。

　　據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內地20-24歲結婚數從2011年953萬人銳減到2018年436萬、2019年365萬人。“每年的出生人口數與初婚人數、尤其是與20-24歲結婚人數極強正相關。長期以來‘晚婚、晚育’的觀念早已深植于中國人的心中，加上國內人口遷移的增多，年輕人漸漸遠離了傳統的生育觀念，加之離婚率的日漸升高，生育率的下降很難避免。”易富賢表示。

　　此外，易富賢還指出，現如今高昂的房價和高額的養育支出，讓許多處于育齡年紀的年輕人“不想生、不敢生”，同時，各項經濟、社會政策都是圍繞一個家庭只有一個孩子進行的，產假等生育政策和教育體制等方面都難以為多胎家庭提供現實支持，導致二孩、多孩難以實現。

　　“全面二孩”以來出生率未達預期

　　在易富賢看來，想要短期內改變國人的生育觀念和生育現狀并不是一件易事，除了改變人口政策，還有許多工作需要做。易富賢建議，社會發展福利要更多地向兒童傾斜，最直接的就是建立更多的公立幼兒園或普惠型民營幼兒園，降低甚至免除幼兒園的收費。此外，免費的兒童醫療政策也應該盡快落地。其次，要進一步保障婦女權益。女性產假及產假期間的收入，應由政府來承擔，同時用人單位在女性產假期間應保留其崗位，改善女性在職場中被歧視的問題。第三，在孩子的養育問題上政府應該補位，給予生育補貼等。

　　“鼓勵生育、改變生育率低的現狀是一個很難的問題，而且沒有任何辦法能夠一蹴而就，2014年我國開放“單獨二孩”，2016年開放“全面二孩”，但生育率和新生人口數量并沒有達到我們的預期，這就說明開放人口政策不是解決這個問題的“一招鮮”，這就需要更多的專家、學者、政策制定者、研究者等一起群策群力，一起發現問題并解決問題，只有補齊了每一塊短板后才可能提升生育率。”易富賢說。 據《健康時報》